Hart: 维多利亚花园和赫德乐队

29: 维多利亚花园和赫德乐队 ^{“文献里的天津”之天津演艺文化 2026.8.03 | 张郅頔 天津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在读}

维多利亚花园和赫德乐队 Victoria Gardens and the Robert Hart (1835-1911) Orchestra

在天津泰安道与大沽北路的交口，有一个如今被称为“最美街角”的地方，每天都有许多年轻男女前来打卡。与此相比，旁边的解放北园却显得有些冷清，然而，您或许不知道，这座看似寻常的市民公园，在百年前，曾是天津英租界无可争议的“城市客厅”，更是一段中国近代音乐传奇的起点。那么我们今天就来讲讲从这里走出的赫德乐队的故事。

今泰安道与大沽北路交口

今天天津解放北路与泰安道的交口，那片占地约1.2万平方米的解放北园，绿草如茵，花木扶疏，两座六角凉亭静静伫立。时光倒流一百三十余年，这里有一个更显赫的名字——维多利亚花园。

今日天津解放北园（原维多利亚花园）

这片区域在租界设立前，原是一片荒凉景象，甚至有一个臭水坑。1886年，掌控英租界行政权力的工部局将疏浚海河的淤泥在此垫土造园。时值英国维多利亚女王登基50周年（金禧纪念），因此得名“维多利亚公园”。因此，维多利亚公园从诞生之初，就兼具了服务侨民的休闲功能与彰显殖民权威的政治象征双重属性。

明信片上的维多利亚花园旧影

那么，这座花园究竟是何模样？首先，花园整体呈长方形，四条辐射状的道路从中心通向四个角门，园内以大面积的草坪为主景，配以几何形状的规则花坛、修剪整齐的灌木。然而，它又并非纯粹的英式园林。在公园中心位置，建造了一座中式六角攒尖顶的凉亭，这种在规则式布局中融入中国建筑小品的手法，被一些学者视为折中主义风格，可能源于18—19世纪欧洲园林流行的“中国风”趣味，它与其北侧背景中巍然矗立的哥特式城堡建筑——戈登堂（英租界工部局大楼），形成了一种奇特的视觉对话。一西一中，两座建筑共同定义了维多利亚公园的空间气质：它既是殖民权威的展示场，也是试图融入本地元素的社交空间。

维多利亚花园旧影

维多利亚花园是天津第一座现代公园，其发展见证了天津城市生活的近代化。而让这座花园真正充满生机、成为租界社交中心的，是它丰富多彩的休闲活动。每逢英国重要纪念日，如1897年女王即位60周年，公园会举行盛大庆典，包括运动会、演讲和焰火表演，平日里，绅士淑女们在草坪上散步、交谈，孩子们在游戏场嬉戏。但最为人称道、也最具历史意义的，是每周定期举行的露天音乐会。节目单会提前印发，当午后阳光透过树叶，悠扬的乐曲声便准时响起，萦绕在整个花园。演奏者，正是发源于天津的、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支由中国人组成的西洋管乐队——赫德乐队，罗伯特·赫德，这位掌控晚清海关命脉近半个世纪的英国人，19岁来华，28岁担任晚清海关总税务司，执掌中国海关长达45年之久，清政府还为其加封“头品顶戴”“三代正一品封典”“尚书衔”等最高级别头衔，打造了晚清最有效率的海关体系，推动邮政、海军现代化，被称作“晚清最有权势的洋人”。鲜为人知的是，赫德是一位深度的古典音乐爱好者，他喜爱小提琴、大提琴，还会写小提琴曲，熟悉乐理且懂一些管乐知识，音乐是他庞杂政务与外交斡旋中不可或缺的心灵慰藉，他也常常用音乐和文学排解乡愁，还会不时给中国海关驻伦敦办事处主任金登干写信，请其从伦敦购买乐器、乐谱和琴弦等寄到中国。

罗伯特·赫德

赫德决意在天津组建乐队，究其原因有三：其一便是自身刻入骨子里的音乐热爱；其二是得知天津的洋雇员比格尔具备专业的乐队训练能力；其三则是为了服务其在北京的海关事务与外交活动需求，这个比格尔（M. Bigel，亦译作毕格尔），这位德国人早于1883年便担任李鸿章的水师乐队（亦被《申报》称作“李傅相西乐班”）的艺术指导和指挥，是中国早期军乐队发展中极为关键的人物，且在1885年到1899年间任职于赫德旗下乐队，全程参与乐队的初创与发展。

赫德在天津

大约在1885年，天津海关的一位督员向赫德报告了比格尔的才能，赫德闻之，当即决定自掏腰包，从英国订购了全套西洋铜管乐器与乐谱，聘请比格尔担任艺术指导，随后从天津本地招募了一批出身贫寒的十几岁左右的中国孩子作为乐手进行培训，这一训练班也在有的文献中被称作“海关税务处音乐学堂”。就这样，中国第一支由中国人组成的正规西洋管乐队——赫德乐队，在天津正式诞生，乐队成立后，赫德便将这一好消息分享给了众多在北京的洋人友人，让这支中国本土的西洋管乐队早早进入了外籍友人的视野。根据学者研究，这支诞生于天津的赫德乐队最初的编制只有10至12人，包括短笛、小号、中音号、大小鼓等乐器，后来增加了长号、大号等声部。与此前上海租界那支完全由外国人组成的公共乐队截然不同，赫德对此倾注了大量心血，不仅提供资金，还亲自过问训练，甚至指导演奏，时常亲自教乐手们音阶、音符和节拍等乐理知识，不到一年，这支乐队的演奏水平已令人刮目相看。

照片上的九名乐手在维多利亚花园凉亭中演奏，他们都穿着统一的“演出服”，戴着圆顶帽子，颇有中国风格 图片来源《天津租界史：插图本》（雷穆森著）

1887年，赫德将天津赫德乐队中8位优秀的乐手调往北京后，留在天津的一批学员正式组成了天津公共乐队，指挥依旧是比格尔，这支乐队也成为天津赫德乐队的延续，扎根维多利亚公园，持续为租界带来高水准的露天音乐会。天津公共乐队的乐手们，大多来自社会底层，他们被人称为“洋乐生”，其宿舍被称为“洋乐生下处”，即今天津解放北园旁的大沽路西侧。由于乐手们皆是零基础入门，初期练习难度较大，历经数年打磨才初见成效。赫德对这些年轻乐手寄予厚望，曾在给友人的信中写道：“真的，这些家伙可以学任何东西。你会惊讶他们演奏得多么好。我离开这里的遗憾之一就是把他们留下！”而随着对乐队的投入与了解，赫德对乐手们的称呼也从最初的“这些家伙”，变成了后期的“孩子们”或“我们的孩子们”，倾注了慈父般的爱心。
天津公共乐队也成为天津租界内极具代表性的西洋乐演奏团体，除了维多利亚公园的固定演出，还走进英国工部局动物园、草地网球俱乐部等租界公共场所演出。当《蓝色多瑙河》与《友谊地久天长》的旋律飘荡在花园的每一个角落，不同国籍、身份的人们共同沉浸在艺术之美中，演出结束时乐手们的鞠躬致意，不仅是礼仪，更是不同文化之间的尊重与交流。
在天津乐队初见成效后，赫德将从天津调往北京的8位优秀乐手作为核心，又新招了几位乐手，于1887年正式组建了北京赫德乐队，比格尔则频繁往来于津京两地，成为连接天津公共乐队与北京赫德乐队的纽带。

北大管弦乐队成员合照（1923年11月摄于萧友梅寓所） 图片来源：杨和平（浙江师范大学博士生导师）；杨嘉玮（浙江师范大学博士生）

有学者考证，这支脱胎于天津赫德乐队的北京赫德乐队，更偏向军乐队性质，不仅建制齐全，还能在行进中完成演奏表演。1888年，北京赫德乐队正式形成十二人的固定编制，赫德在当年5月6日给金登干的信中便写道：“从我的花园南端我听到短号和伸缩号的练习，我组织了一个乐队，由新来的邮务司比格尔训练，十二个人，十六到十九岁，演奏得很好。”彼时比格尔在海关担任邮务司一职，也是赫德的下属，其专业的指导让北京赫德乐队的演奏水平快速提升。
1890年，赫德开始为北京赫德乐队培养弦乐人才，尝试组建弦乐队，并亲自担任指导，他在当年的一封信中曾提及：“昨天我打电报要两支小提琴和两支大提琴等等……给中国人练习。我这儿已经有不用的三支大提琴。因此我从那15个人的管乐队的乐师当中挑五六个最聪明的，两个学大提琴，三四个学小提琴（还有中提琴，当乐器到时）。希望6个月之后这些家伙迅速地学到一个阶段时，我就有一个由我亲自教导、为我娱乐的弦乐四部合奏了！”1895年，赫德又聘请了葡萄牙人恩格诺（亦译作恩格那斯）担任北京赫德乐队指挥，有说法称恩格诺是澳门混血儿，他的加入让北京赫德乐队的演奏技艺有了大幅长进，彼时恩格诺的公职身份是北京邮政司，但主要重心都放在北京赫德乐队的排练与演出上。

北京赫德乐队在赫德北京住所花园中排练 1903年拍摄

经比格尔、恩格诺等数位导师的悉心调教，北京赫德乐队的演奏能力持续提升，到1899年，其弦乐队已经发展到能够为赫德家庭音乐会演奏、伴舞的水平。据记载，乐队拥有约一百个保留节目，其中不少水平相当高，甚至包括威尔第（Verdi）的一些歌剧选段。
随着演奏水准的提升，北京赫德乐队的影响力也达到了顶峰，从逐渐走向更广阔的舞台。赫德在家工作时，乐队常常在院子里奏乐作陪，其好友、京师同文馆总教习丁韪良曾描述这番情景：“当他工作时，经常可以听见铜管乐队震耳欲聋的声音，使人联想到他正按着鼓点的节奏奋笔疾书。然而，他刚搁下笔，就拿起小提琴的琴弓，于是铜管乐队便沉寂下来。”乐队也会在赫德的家庭舞会上担任伴奏，而其最具代表性的公开演出，便是在赫德东交民巷的花园举办的每周三音乐会，专门招待各国使节与社会名流，春秋两季的这场花园音乐会更是北京洋人界的一大盛事，《泰晤士报》驻华首席记者莫里循、清末驻美大使伍廷芳等都曾是座上客。

赫德举办的游园会（图片资料来源：《旧中国海关历史图说》，张耀华编著）

北京赫德乐队的编制也在不断完善：1885年天津赫德乐队初创时为纯铜管乐编制，含小号、圆号、长号、大号及大小鼓等，共12人；1900年北京赫德乐队加入三把小提琴、一把中提琴、两把大提琴等五、六件弦乐器，人数也增至20人；后续重组后乐器配备齐全，人数达23人，可形成管乐队、弦乐队、管弦乐队三种组合形式。1903年，慈禧太后在颐和园招待外国使节的游园会，北京赫德乐队受邀演奏；1904年，光绪皇帝接见德国王子，北京赫德乐队与袁世凯的新军军乐队共同在宫廷之中演奏。1905年11月，中日双方在北京六国饭店举行满洲问题谈判并签订《东三省事宜条约》期间，北京赫德乐队还在每天夜间8点至10点现场演奏，提供背景音乐。

在赫德家中正在演奏的乐队 图片来源：《中国旧海关与近代社会图史（二）》P165

1900年，义和团运动爆发，北京赫德乐队被迫解散，直至1903年才正式完成重建。但赫德对乐队的热情未减，重新活跃于京城名流社交圈。而恩格诺也一直任职到乐队最终解散，成为乐队后期发展的核心指挥。
1908年，清廷下令接收由外国人掌管的海关业务后，年迈的赫德以休假名义返回英国，北京赫德乐队也随之解散。据说在赫德乘坐火车从永定门火车站离开北京时，乐队成员在火车站为其演奏乐曲送别，关于演奏的曲名，坊间有两种不同说法，一种说是《友谊地久天长》和《上帝保佑女王》，另一种则说是《珍重再见》和《可爱的家园》，无论哪一种，都满含乐手们对赫德的惜别之情。
从天津维多利亚公园走出的赫德乐队，虽最终走向解散，但从天津公共乐队到北京赫德乐队，其培养的一批西洋乐演奏人才，却成为中国近代西洋乐发展的珍贵火种。

赫德和他的乐队 右侧第一人为赫德 图片资料来源：《全球大视野》（詹庆华编著）

袁世凯小站练兵时组建中国第一支西式军乐队，正是借鉴了天津赫德乐队的组建经验和演奏模式，且为吸引优秀乐手，袁世凯军乐队为队员开出每月12元的薪水，远高于赫德乐队，不少赫德乐队成员受高薪诱惑跳槽至袁部，也让袁世凯的新军军乐队力量迅速壮大，成为近代中国极具代表性的西式军乐队。
1909年清政府组建禁卫军军乐队，最初编制达50人，其教练兼指挥正是原赫德乐队的核心指挥恩格诺，这也为中国近代西洋管乐发展留下的又一重要印记。

袁世凯小站练兵时组建的管乐队 图片来源：公众号“管乐新世界” or Zhou Fu’s?

而赫德乐队的影响远不止于此，在西洋乐教育领域，民国时期的北京大学音乐传习所管弦乐队中，便有众多赫德乐队出身的乐手，其中担任管乐教学的李延祯（长笛）、穆志清（单簧管）等教师，也大多来自赫德乐队，他们将在赫德乐队学到的西洋管乐知识与演奏技巧，传授给更多中国青年，推动了中国近代西洋乐教育的发展。
此外，赫德除了推动西洋乐在中国的发展，还曾推动中国音乐的西传，1884年英国伦敦国际希尔兹博览会举办，赫德作为中方负责人，提前一年多策划中国代表团参会事宜，安排比利时音乐家、时任中国海关邮政局司事的阿里嗣介绍中国音乐，并派出6位北京八角鼓艺人现场演奏《华祝歌》，向西方人展示了中国传统音乐的魅力，成为近代中西音乐文化交流的重要一环。

1894年，赫德登上了英国杂志《名利场》，杂志上赫德的形象是长袍之下身着西装，这也是对赫德内心的真实写照

1911年，赫德去世，但他在天津开启的西洋管乐探索，以及诞生于天津、发展于北京的赫德乐队，却深深植入了中国近代音乐与天津演艺文化的土壤。而回望这段百年传奇，我们更能清晰地看到天津近代都市文化中几种核心基因的互动与交融发展轨迹中。

首先，维多利亚公园与天津乐队的故事，是津派文化中建筑文化和演艺文化相互交融相互影响的绝佳例证。花园、戈登堂、凉亭、草坪……这些建筑与景观构成了一个独特的物理空间，这不仅为天津公共乐队的演出提供了舞台和绝佳的音响环境，也成为了演出艺术感染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说，没有维多利亚公园这样一个开放、优雅的公共空间，乐队的每周音乐会难以形成如此持久和广泛的社会影响力。

1890年前后的赫德乐队， 照片中的军乐队有十六名中国军乐兵，乐器为：短号（小号）7支，伸缩号2支，不同音域的巴雷同号3支，土巴号（大号）1支，黑里空号1支，小鼓1个，大鼓兼钹1人 图片资料来源：《全球大视野》（詹庆华编著）

反之，天津公共乐队的成功，为这座由砖石、草木构成的“冰冷”空间注入了温暖的人情味。正是因为每周都有高水准的音乐会在此举行，维多利亚公园才超越了普通绿地的意义，成为天津一个标志性的文化高地。建筑为演艺提供载体，演艺为建筑注入生命，二者共同塑造了一段重要的天津城市文化记忆。
与此同时，天津自开埠以来就形成的开放包容城市性格，也为赫德乐队的诞生与发展提供了土壤。一个外国人，在天津培训中国青年演奏西洋乐器，这在当时是需要极大魄力与开阔视野的，而天津租界的多元文化氛围，也让这支本土西洋管乐队得以快速成长。赫德乐队的部分乐手后来投身于更广泛的社会音乐教育，这一过程，象征着近代艺术与文化从少数人的特权，逐渐向更广泛的市民阶层扩散，参与了近代中国公共文化空间与市民意识的塑造。

维多利亚花园旧影

今天我们回溯到百年前那座名为维多利亚的花园，听到了从花园中飘出的、由中国青年奏响的西洋乐音，如何从天津的租界角落，一步步辐射至北京，最终回荡在紫禁城的殿堂。英国花园的草坪上，早已不再有天津公共乐队的定期演奏，但那段历史的回响，并未消散。它沉淀在解放北园的一草一木中，铭刻在天津城市文化的基因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