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刘少奇在全国青年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 刘少奇 | 1949年5月12日 全国青年代表大会开会很久了，我到天津去了一趟，以后又到唐山去了一次，没有机会参加你们的大会，现在要我讲话，讲什么呢？讲一讲天津好吧？ 天津解放好几个月了。我们把天津打开以后，接收工作作得很好，很有次序。但是，天津如何管理法？这个问题基本上还没有解决。存在着什么问题呢？存在着资产阶级的问题，包括大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的问题；国营工厂今天怎样管理，怎样经营的问题；国营工厂的工人和职员的矛盾问题，如有的工人反对职员，职员就心里恐慌不安。其他问题虽然还有，如城市工作如何作法？工厂如何管理法，群众组织、政权组织、工会组织如何组织法等等，但主要地还是上面那几个问题。 把天津打开以后，帝国主义分子很小心，很守法律，不敢调皮了；国民党也看不到了；官僚资本的工厂我们也没收了，也没有了。也就是说，中国革命的敌人——帝国主义、国民党、官僚资本主义，有的跑掉了，有的被消灭了，没收了。问题是什么呢？就是对民族资本家这个问题。有些工人，尤其是我们的同志，对于资本家是不客气的，有“没收他们的财产”的想法；我们的负责干部，进了天津以后，也没有叫这些资本家谈话，不理他们；有些做工会工作的同志，不愿意和资本家见面，认为同资本家见了面，就是立场不稳，所以，也不理资本家；天津日报和人民很好，和工人很好，每天都是工人们的好消息，但和资本家就不好，没有登他们的好消息。于是有的资本家就提出：“你们的报抵对于我们一点好也不登，资本家一点好处也没有了！”并且提出了一些很基本的问题，说我们国家做生意，和资本家竞争，私人资本家是一个一个的，竞争不赢国营，资本家没有生意可做了。如久大盐业公司，把盐运到临清去，我们那里的贸易公司把盐的价格压低，他的盐卖不掉，只好又运回来。同时，工人要求增加工资、改善待遇，而且要求提得很高，资本家负担不起；有的工人要求马上复工，资本家想辞退两个工人，工人也不准许，说过去工人没有自由，没有权利，你敢辞退，今天资本家没有权利了，不能随便辞退工人。并且，工人中间有些人的行动很不适当，如不按时上班，不按时下班，不听指挥等。这就说明工厂的劳资关系——工人和资本家的关系很紧张。 其次是他们感觉我们的税重。我们是接受的国民党的税收办法，国民党要多少税，我们也要多少税，国民党有些什么税，我们也有些什么税。虽然有些税我们取消了，比国民党轻一些。可是国民党在时，可以少缴，可以不缴，只要请他们吃一顿饭，掏一点腰包，就可以马虎一点。我们这些收税的同志就不能马虎，该收多少就收多少，少一点也不行。所以他们就感觉我们共产党不好，感觉资本家没有前途。他们是熟悉马列主义的，他们知道我们共产党将来要搞社会主义，消灭剥削的，所以，他们就怕讲“剥削者”，一听就头痛，觉得“剥削者”不好听，心里很不安定，很担心他们的前途。因此，到那里去安定这些资本家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同时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国民党在时天津的工商业，大大小小的工厂商店将近四万家，解放以后，还没有登记完，不知道有多少家。现在登记的光是工业生产就是一万多家，几万工人，这是一个很大的生产力。 天津解放以后，资本家听到的消息不很好，说要斗争他们。他们非常害怕。我去了以后，首先就找了几个大资本家跟他们谈话（他们也要求见我），因为首先跟大资本家谈清楚了，那些不大不小的和小资本家就会这样想：“大资本家没有问题，我比他还小，更没有问题了。”问题就解决了。讲什么呢？跟他们讲好消息，说我们实行“公私兼顾”。国家（公）也照顾到你们私人资本家的利益，你们也要照顾国家（公）的利益，贯彻“公私兼顾”的政策，国家贸易和你们私人资本家，大家一起做生意，有钱大家赚，有生意大家做。现在国家的工厂少，需要大家分营，你也卖一点，我也卖一点，国家的货物也推销，你私人资本家的货物也推销，都能够销售。价格，大家可以研究规定一个相当的价格。有一个资本家说：我们贸易公司跟他头一次做生意，打的合同，就赚了他的钱，不够朋友，要求修改合同。事实是这样，我们打开唐山以后，启新洋灰公司真是没有办法，没有粮食，洋灰没人买，所以，我们和他订了一个半年的合同，半年出产的洋灰我们都买了，价格很低。还有一个华兴纱厂，我们和他订了一个八个月的合同：我们给他棉花，他的纱卖给我们。当时，华兴纱厂感到：你给我们棉花，工厂找到原料，纱，你们也给我卖出去，也找到了市场，算计着不亏本，还可以赚到一些钱。但是，后来物价涨了资本家感觉吃亏了，洋灰，市价一万三（一吨），卖给我们是四千一吨。华兴纱厂的纱也是如此，市价很高，卖给他（我）们的价钱很低，抽税时，他们问照什么价格抽税，我们说照市价抽税。这时候，他们感觉更吃亏了，所以他们说这个抽税办法是否可以修改一下？我说：这可以修改。因为唐山刚解放，你们不懂情况，赚了你们一笔钱，你们提出意见，说这不是“公私兼顾”，那就修改吧！以后，我们实行公私兼顾，对于国家也满意，对于你们也满意，我们不跟你们“竞争”，你们什么价钱，我们什么价钱，你们的东西也可以卖，我们的东西也可以卖。但是工厂的规则，我们也要和工人们共同把它修改一下。你们同工人商量，工人同意了，就送给政府批准。批准以后，就要照厂规办事。 天津解放以后，政府颁布了一个命令，说“废除伪法律”，国民党的法律我们统通废除，其中公司法也废除了。于是他们说：我们没有前途了，我们这个工厂没有保障了，政府要没收他们的工厂了。因此，我就向他们解释，你们不是官僚资本，政府不没收你们的，你们的公司是股份公司。但是，你当经理是作什么的呢？你当经理是代表股东的，有一万股你就是一万股的代表，你是对股东负责的，你不负责你的经理就当不成。你手里拿着工具、掌握着资料，来叫工人生产，生产赚了钱，得了利润交给股东。你办的这个事情算不算是剥削呢？算剥削。你得一块钱的股息，这一块钱的股息就是剥削来的。这是客观存在的，无可否认。 有一个资本家是比较诚恳的,就是启新洋灰公司的经理周叔弢.他有一个女儿和一个儿子是共产党员，在我们这边作工作。他和别人就不同，他承认自己是剥削。他说：我的启新洋灰公司开了几十年，由于赚了钱，迪化又开了一个洋灰厂，又开了华兴纱厂，一直发展到了两个厂、三个厂，现在新民主主义经济说发展私人资本，我又想开第四个厂子，但是有一个苦闷，如果我开的厂子多了，剥削也就多了，我还想开第五个第六个那就剥削的工人更多了，成了大资产阶级，我的罪恶就更大了，清算起来就该枪崩了；但是发展资本又是对国家有利又是对民族有利。因此，我就向他解释这个问题，我说你想开第四个厂子，剥削的工人是多了，这算不算犯罪呢？不但不是罪恶，而且还是有功劳。多剥削几个工人好呢？还是少剥削几个工人好呢？多剥削几个好。失业的工人要求复工，他们就是想到你的工厂做工，也就是说，请你剥削我一下罢！他们要叫你剥削，能够剥削他们一下，倒感到舒服一些，你不剥削，他们倒觉得痛苦。今天东亚毛织厂剥削一千二百个工人，也算不少了，但是你能够剥削二千四百个工人，多上一倍更好。剥削的越多功劳越大。马克思也说过：资本主义在青年时期是有历史功绩的。我说这个历史功劳是永垂不朽的。资本主义发展不到一百年的短时期内，把生产力提到了空前的高度，所以说，青年时代的资本主义是有很大功劳的，资本主义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是进步的，是有功绩的。马克思也屡次地讲：资本主义的剥削方式在一定历史条件下是有它的进步性的。因此，你们是进步的，不是反动的。他们很欢喜听这个话。 在最初的人类社会中是没有剥削制度的，后来就有了奴隶社会的剥削制度、封建社会的剥削制度和资本主义的剥削制度。现在，奴隶社会没有了，封建也消灭了，因为他们是反动的。资本主义今天不能消灭，因为今天还是进步的。所以不但不取消他们的剥削，而且还要没展他们的剥削，这样才对工人有利，对人民有利，对国家有利。这样资本家可以赚钱，工人也可得到好处，才能劳资两利。最初的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在历史的一定时期也有进步性，后来反动了，也就被消灭了。资本主义也是一样，在今天是进步，将来他们要反动的，那时就成了罪恶，就要被消灭。剥削不剥削，不由你们决定，也不由工人决定。剥削是社会制度决定的。在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你不剥削别人，别人就得剥削你，你不剥削也不行，你不被别人剥削也不行，这不由你的意识决定，而是非如此不可。比如，你是个中农，你自己是自食其力，自己种了自己吃，你也不剥削别人，别人也别剥削你，其尖是不行的，因为国家要抽税，你买个牙刷、鞋子或袜子，也要抽税，税还不是剥削。当有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官僚资本的时候，你们资本家也是受剥削的，官僚资本要限制你们不能开更多的厂子。帝国主义也是剥削你们，限制你们的发展。所以，你想不被剥削，又想多开厂子，而又想不用私人资本来剥削工人，那是不可能的，无根据的。只有国营工厂才差不多。这个问题就讲到这里。 前途问题。资本家的前途（大、中、小都在内）怎么样？资本家的工厂是办大了好呢？还是小了好呢？是大的好。小的工厂，小手工生产者是散漫的，是比较落后的，大的是进步的，所以，我们赞成大工厂，不反对大的。毛主席的文章里写了：官僚资本被消灭以后，中国就没有了大资本家，只是剩了中等的和小的了。你们发展到“大”，还是将来的事情。现在准不准你扩大呢？还是可以扩大的。他们对于搞社会主义是不能不关心的，因为是生死存亡的问题。特别是大一点的资本家特别关心，我们搞不搞社会主义呢？搞，不搞不得了。因为工人和资本家中间存在着阶级对抗，而且马克思说是无法调和的。在今天想解决这个矛盾是不行的，暂时地缓和一下，是可以的，但是，不可能根本解决。那么怎么解决呢？马克思讲，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够解决工人和资本家的矛盾，此外别无办法。要达到社会主义必须革命，革资本家的命。马克思的书，他们也读过，读的也很多，他们又会英文，原书也读过，但是他们越读越恐慌。因为照马克思讲，要革他们的命。但是，因为今天中国的历史条件，就根据马克思的讲法作了新的结论，就是新民主主义可以不革他们的命，可以和平地不流血地转到社会主义。他们也相信，我们在很多地方已经讲了，中国要搞社会主义，不搞社会主义，资本家和工人阶级的矛盾无法解决。所以社会主义一定要搞。但可以用别的方法搞。是不是可以不搞社会主义？中国将来不经过社会主义行不行？我们说不行，不经过社会主义革命，那还得了，不但工人不得了，你们资本家也不得了。因为不到社会主义，就到帝国主义，就是这两个前途。搞哪一个呢？今天我们是手工业生产，工厂不发达，将来发展工业，开工厂，搞它几十年，工厂开的很多了，工业化也“化”了，中国不是农业国了，而是工业国了，生产的东西多了，生产过剩了，卖不掉了，要卖掉就要蚀本了，那时候怎么办呢（各资本家都有这样的问题）？没有原料，没有市场，因此要抢原料、抢市场，本国没有了要到外国去抢，这就叫帝国主义！为了原料和市场你也抢，我也抢，这样就要打世界大战。德国、日本和其它资本主义国家就是这样。日本“明治维新”工业化也好，德国的“比斯麦”工业化也好，可是一工业化都不得了了，德国不得了了，日本也不得了了。没有工业化，想工业化；工业化了，不得了了。德国和日本搞帝国主义，到外国去抢原料、抢市场，结果还不是被破坏了？搞不成。我们说，中国工业化就是这两个前途，不是社会主义工业化，就是帝国主义工业化。资本主义工业化的前途，一定是帝国主义，新民主主义工业化的前途，就是社会主义。这两个前途你们要那一个？是不是还有第三个前途？没有，我们研究了几十年没有想出第三个前途。如果你们能想出来，算你们有本事，能比社会主义前途更好，我们赞成，我们共产党人佩服你们，我们服从你们。帝国主义工业化，你们不想搞，你们也不赞成，那么前途只有搞社会主义。新民主主义就是过渡到社会主义。资本家也要过渡到社会主义，不过渡到社会主义，就搞帝国主义。所以，只有搞社会主义才是好前途。社会主义前途，不但是工人的前途，无产阶级的前途，全中国人民的前途，而且也是资本家的前途。你耽心搞社会主义，那么搞什么呢？搞帝国主义？的确搞不成，德国和日本就是例子。他们也读过马列主义理论的书籍，不搞社会主义就是搞帝国主义。如像德国和日本那样，生产过剩，经济恐慌，他们都知道。 说到用和平方法过渡到社会主义，他们很感兴趣，他们要我具体讲，究竟用怎样的和平方法？我说；这个事很难讲，搞社会主义还是几十年以后的事情，我怎么讲呢？我举了一个例子，我说就像黄河水一样，黄河是有水汛的，我们不让它发生水汛，要它到长江入海，是不是可能呢？如果我们在青海、甘肃、陕西、山西、河南都设上水闸，把水闸起来，不让它流到山东（徐州）这里，那是可能的；假如黄河上游不设闸，不让它从山东入渤海那不可能。这就是说，对今天的资本家，要设闸，把它闸住一些，如果不设闸，让它自流地发展，将来一定流到帝国主义。所以不能不经过新民主主义再进到社会主义。和平地过渡到社会主义，也就是这样。今天限制的办法，如“公私兼顾”就是限制政策，国家经济要照顾私人经济，私人经济也要照顾国家经济；“劳资两利”也是限制政策，照顾到发展私人资本，同时不能不照顾到工人的生活，税收政策，如出入口的税收政策，也是一部分限制。像临清贸易公司，自由竞争，自由贸易。这样的绝对自由是要不得的，不应是绝对自由贸易，而是基本上的自由贸易。这样的事情你们也不赞成，你们去，他一跌，你们走，他一涨，使得你们没有办法，你们也不喜欢这样的事情，你们也主张限制。限制贸易公司可以，限制你们就不可以了？ 他们又说国民党的公司法是要废除的，可是公司没有“法”，怎么办呢？是不是工厂就没有保障了，就要被人民政府没收了呢？他们感到没有前途了，他们又找到了好多文件来查，他们说：照毛主席《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上讲的，新民主主义的经济有三条，就是国家经济、合作社经济，还有中等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并没有提到大的私人资本，我们在今天来说是比较大的资本家了，所以要照毛主席说的新民主主义经济，根本就没有我们的份了。有的同志向他们解释说，你们不是大的，你们也是中等的。他们又说：我们今天是中等的，到明天不就发展大了吗？等到成了大的资本家怎么办呢？你们又不准大资本家存在，我们还是没有前途，没有希望呀！恰恰那个时候，我们新华社发表了对一个问题的答复，就是解答什么叫“公私兼顾”，公私兼顾怎样做法？我们的答复就是对私人资本有四条限制；活动范围的限制；税收政策的限制，价格政策的限制，劳动条件的限制，但是限制不要达到窒息的程度。他们看了这篇东西是新华总社发表的，而且不是让他们窒息，只是让他们“苟延残喘”。他们认为：规定活动范围，就是限制他们，“价格政策”就是我们在某一个时期要和他们竞争；“劳动条件”就是向他们提出过高的要求（天津很多工厂提出了过高的要求）；“税收政策”就是征他们的税。认为就是用这四条来限制他们；就是不一定马上叫他们死就是了，所以资本家情绪很不安。这些具体问题怎么解决呢？我说，关于税收问题我们照国民党的办法来收税是暂时的，我们要改，你们（指资本家，工商业家）说怎样改法，提一提意见。关于工人的要求，我们承认有些是过高的，有些是不适当的，过高了，你们担负不起，可以商量一下，降低一点。伪公司法废除了你们感觉没有保障，可以再起草一个新的，经过工人同意了，送给政府批准，下一个命令大家就来遵守。资本家为了生产上的需要，为了工作上的需要，就要有权利，是要给你们权利的，应该使你们有权利，没有权利，资本家就不能办工厂了。但是你们资本家也要注意，不要有了权就随便解雇工人，把跟你们斗争过的争吵过的工人都解雇．把你们的亲戚朋友都找进来。如果你们这样作，共产党是要反对你们的，不准你们这样做的。你们也不能这样做。为了解决劳资纠纷，在天津可以暂时颁布一个公司法来处理劳资纠纷问题。 这些问题答复了以后，资本家的情绪就比较好一点了。但是还有问题，就是关于剥削的问题。他们总是不放心这个问题，他们说：你们共产党总是骂我们是“剥削者”，“剥削者”这个名字是不是可以修改一下？我说：你们不喜欢听这个名字，听它刺激你们，修改一下也好，但是怎样修改呢？改成什么好呢？请你们提一提。他们想了半天，还查了辞源，把辞源翻完了也找不出一个合适的名字来，也不知改个什名字好！东亚毛织厂经理说：我们工厂是股份的，有几万个股，有几十块钱一个股的，有几百块钱一个股的，那么这几十块钱几百块钱的股东叫不叫资本家呢？我们当经理的当厂长的没有股，我们也是为了工钱，我们也是工人呀！为什么不让我们入工会呢？工人们开会为什么就不准经理、厂长参加呢？工会不要他们，他们也觉得很受刺激。有一次工会开会了，资本家自己走进去了，这时候主席也不好意思把他撵出去，只好宣布开会。主席说：我们开会了，今天经理也到了，经理是我们的来宾。就让他坐到了来宾席上。他觉得很难过，他说：我参加自己工厂的工会跟我叫来宾，叫我坐在来宾席上，真是不舒服。不舒服怎么办呢？只有这样，你不是工人嘛！ 他们又说：限制的太厉害了！是不是可以不限制？我举了一个例子，说：平津两市的肥皂厂办的太多了，你们还不是赞成限制？没有限制政策，互相竞争，生产过剩，工厂也就开不成了。所以限制政策是必要的，同时“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对私人资本家是没有很多限制的。今天所限制的是那些投机的资本家，不准他们投机。今天我们是发展资本主义的，只要为了发展生产自由得很，个人经济可以发展。 他们又说社会主义什么时候搞呢？我说：现在工厂少，货物出产的也少，将来工业化了，工厂多了，出产的东西也就多了，那就要搞社会主义了。搞社会主义资本家怎么办呢？他们要求最好举个例子。我说你们东亚毛织工厂办理得很好，你们很能干，把工厂管理得很好，政府不能轻视你们。如果你们东亚毛织厂更加努力，把你们工厂在二十年后发展到八个厂（到二十年后也许到社会主义了；也许用不了二十年），工厂多了，生产的东西也多了，这时就要把工厂收归国有。如果不收归国有，你的毛织品卖不掉，就要生产过剩，你们的工厂就要关门，就不能自由地开下去。工厂收归国有，你们资本家怎么办呢？只要你不反对社会主义，或者你还赞成，而且你又很能干，管理工厂比我们干部管理得好，那么，这八个工厂还叫你当厂长，如果八个工厂少，再加上八个，请你当十六个工厂的厂长，你的薪水不但不减，而且还会增加。这样你管不管？他说：“那当然管了”。他又说；我管是管，但我这个毛织厂的股金怎么办呢？我说：你刚才说你不是资本家，现在讲股金你就要负责任了！到那时（社会主义）工厂收归国有，因为国家财政经济困难没有钱，这个股金是一下子退不起的，怎么办呢？就慢慢地退吧，放做十年退，十年退不起二十年，二十年还退不起那就要动员一番了，那你就要把股票交给国家，政府就向你感谢一番吧！这是不是会有人相信呢？到那个时候，工厂收归国有，人人有事做，都挣了好多薪金（几十块几百块）就不靠这几张股票的利息来吃饭了。今天的利息很高，一股十多分，那时候工业发展了，那里有这样高的利息呢？那就是一股几厘了。这就可以把股票的问题解决了吧？那些资本家听了这样的话很舒服。于是他们就说：从前共产党的底一点也摸不到，现在摸到一点底了。我说：我给你们摸，你们要什么样的底，我就给你们什么样的底。跟资本家把这些问题一谈，他们就清楚了，各方面的问题就解决了。于是他们的情绪也就改变了。关于工人方面的一些问题。我在工人代表会上也讲过，有些工人提出的要求是不适当的。譬如有些工厂的工资是增加了一倍，有些小工厂的工资增加了三四倍。那的确是高，资本家负担不起。因此，这些不适当的过高的要求就要改变一下。我这样讲也许工人同志们不高兴，但是，我们今天这样做就是为了工人的利益。这一点一定告诉工人同志们。因为不改变，资本家要蚀本，工厂就会关门，我们就失业。到那个时候，你请求人民政府，请求工会，那人民政府、工会还不是毫无办法。资本家关了门，国家是不是接收资本家的工厂呢？国家现在接收官僚资本家的工厂还不如资本家管理得好，若再接收几十几千个小的工厂那怎么能管理好呢？那更管不好了，同时也没有那样多干部，就是将来你们大家都能够当厂长（指在座的）但是因为经验不多，搞不赢资本家，所以那也不行。有的工人是这样说：资本家不搞，我们自己办。我说：那不行，我看见过很多事实——有些资本家办的工厂，被工人接收，办了合作社，但办了一两个月就垮台了。垮台之后就把工厂分了，你搬一个凳子，我搬一个椅子，他搬一个桌子或者机器，结果工厂的生产就破坏了。这是有事实证明的。所以我到天津以后向他们讲：禁止资本家把工厂交给工会，禁止工会和工人接收资本家的工厂。为什么呢？因为接受了以后，就把生产破坏了。如果资本家办这个工厂，还可以保证开工，那还不好？因此，我们为了将来的利益起见，就要使资本家的工厂不关门、工人不失业。这就是说，今天我们少要一点工资，让资本家把工厂办好。当然，工资降低也不是使大家吃不饱，我说即是吃不饱，吃个半饱，总比完全不饱好一点吧？今天吃个半饱，明天后天搞勤一点，发展生产，将来就吃饱了。今天所谓工人解放，是政治上解放，经济上少受一点剥削，今天完全不受剥削是不可能的。今天就是怕资本家不剥削我们，资本家能够剥削更多的工人，那才好，有人剥削比没有人剥削好，失业的工人没有人剥削，但是他们苦得很。所以今天有人剥削比没有人削剥好。没有人剥削就完全没有饭吃，有人剥削，虽然吃个中饱，但这总是好一点，总比搞的完全没有饭吃好。这样一讲，有些工人的兴趣就不那样高，但也觉得是道理，只好这样办，如果不这样办，就没有饭吃，所以这个时期工人们都很痛快。 国家工厂里面主要是原料问题和市场问题还没有解决得很好。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必须加以注意，给予解决。其次，是职员的问题。国家工厂里面的职员是工人的一部分，所以职工应该团结，职员可以加入工会。但是职员里面有些不好的，有的是官僚资本家的亲戚或朋友，没有本事，而挣的薪水很多，都就应该撤换。不能把工厂生产机关变为救济机关。还有一些职员，过去做了对不起工人的事，打了工人，骂了工人，扣除了工人的工资，工人们没有房子住，他一个人住三四间。我们主张职员跟工人应该团结起来，像这样的职员应该进行自我批评把房子拿出来，大家住。职员是知识分子，是脑力劳动者。过去脑力劳动者对体力劳动是看不起的，自高自大，把自己看的比人家高一等，看的比工人比体力劳动者高一等。这是错误的，应该改正这个观点，放下知识分子和比人家高一等的架子。职员的工作职务跟工人有区别，指挥人家是应该的，你们也要受人家指挥。这是职务上的区别，但是人格是平等的。资本家和资本家的知识分子觉得自己很有“身份”，大家讲话不尊敬他的身份就不行。你有身份工人就没有身份？要有身份大家都有身份，要没有身份大家都没有身份。你们从前看不起工人，刺激工人，侮辱工人，今天工人稍微看不起你一点，你就感觉侮辱你了，受不了。你们从前看不起工人，这不对；现在工人有些看不起你们也不对。大家要互相帮助改正错误。 职员中也有一些资产阶级的观点。许多工厂里的知识分子——职员，虽然他们也是雇佣劳动，脑力劳动者，薪水阶级，但是他们的思想观点很多的是资产阶级的或小资产阶级的错误的观点。这个观点应该改正，放下架子，尊重工人。过去自己作过什么对不起工人的事情，要自我检讨，跟工人说，我过去对不起你，过去我打你了，今后我不打你了，我过去骂你了，今后不骂你了，向工人道歉。这样，你自我检讨一番，那么我们就可以跟工人讲“既往不咎”（因为他们最怕算老账，所以听说既住不咎是很舒服的）。但是一定要进行自我批评，改正错误观点，放下架子。今天你们职员也是为国家工厂服务的，也是我们的干部，你们今天不是共产党员，那么明天后天或再过几年你们也可以做共产党员（我们今天的共产党员干部，在十年二十年以前他们也不是共产党员），因此，我们现在就把你们当成我们的干部、党员看待。既然是自己的干部，自己的人，我们就要讲老实话，你们有错误，有不正确的观点或对不起工人的事情，就要进行自我检讨，承认错误．这样职工就可以团结，工人就不反对你们了，然后工人有不对的地方也可以进行自我检讨。当然，你们也有好处，这些好处也可以讲，不只说坏的，好处也要讲，但好处要别人多讲，自己少讲，自己多讲些错误和缺点，表示虚心。这个办法，现在已经开始在国营工厂里实行，进行的情况还不大清楚。这是国营工厂和私营工厂里边职工的主要问题。 听说天津的工人、职员及大学教授、教职员一共将近五十万人，如果每人每家按三个人计算就有一百五十万人。天津一共二百万人口，工人职员及其家属占一百五十万，所以只要把工人职员工作搞好，组织好，宣传好，教育好，天津的事情就好办了。如果工厂中的工人工作搞不好，其它的工作搞好了也不行，也不容易搞好。因此，青年团，妇联会，应积极地参加工会工作，不要和工会竞争或冲突，更不要和工会争会员，说这个会员是我们青年团的，那个会员是你们工会的。有时一个工会会员又是青年团员，又是妇女会员，又是党员，一个人参加四个组织，开会要到四个地方去参加会，交会费也是同样，四个地方都交，那么应该怎么办呢？这个问题在工厂里搞的很麻烦。如一个团员是活动分子，很年轻，很可爱，大家都去找他，青年团、党、妇会，工会互相争夺。我想了个办法，不管他加入四个团体或三两个团体，以一个为主，其它几个是附带，交会费也是以一个为主。开会的问题，也要互相商量一番，不然，按每星期开四次会（或一月四次）那就不得了，反正工会、团、妇联会、党都是讲的发展生产，那么一个人参加一个就可以了。这样把这个问题就解决了。只要是“公私兼顾”就容易解决，相反就解决不了。能够互相兼顾，有几个人参加青年团的工作，其它人参加工会工作，这样兼顾一下就解决了。但是，工厂里的工作，首先是工会工作，工会搞不好，青年团及其它工作也是办不好的。因为青年团员和妇女会员都是工会的会员，所以大家努力先把工会搞好。总之是集中力量，分别先后，分别主要与次要把工厂搞好。工厂里边应该是这样的工作方式。 关于党和街政府怎么样组织的问题。天津北平都有街政府或街公所，和农村中的村公所一样。像这样大的一条街，管理二万人，要召集一个街民大会就有很多人是坐着汽车来参加。一条街里住的什么人都有，有机关、学校，甚至有外国银行和外国领事馆，街公所是管不到的。因此，这个街政府的组织方式不好，不应该组织街政府或街公所，有警察局，公安局和街道里的派出所，并可由人民组织什么委员会来进行工作。市政府、市委、市青年团、市妇联合、市合作社解决间题不要照农村里那样，说市不解决问题，青年团到区委去解决或者支部解决问题．街道里边不一定成立青年团，有就有，没有就没有，如果每条街都成立青年团支部，党的支部，那就乱了。平津刚解放的时候，保甲制还没有废除、警察没有力量（现在城市里的警察没有力量）每个街派一个共产党员或青年团员住在一个街上，主要的任务就是看护、报告，从早晨到晚上走它七八趟，看看有什么事，有事就报告。像有打架的没有，有反动分子没有，有人破坏公共财产——电灯自来水了没有，清洁卫生好不好等这些事情。如果发现有这样的事情，你自己解决不了，像有人偷电了，你看见管不了，就报告公安局或其它能解决的机关。刚解放，这些事情，警察是管不了的。天津的警察现在很不得力，过去警察打三轮车夫，现在三轮车夫打警察。但人民解放军进去以后大家就听话了，共产党员、青年团员的话他们就听。警察、国民党的旧人员都丧失了威信。如北平解放后的税务机关里有留用的国民党的税务人员，现在让他们去收税，人家不但不给还要骂他们几句。结果派解放军去收税，商人们看见解放军来收税，就交了。这不过是短时期的现象。那么，警察要多长时间才能够得力，现在还不能讲，恐怕要几个月或半年甚至一年。这是需要的，有好处的。 再不要建立街公所或召开街民大会了，不要每街都组织青年团、妇联会和党的支部了。天津的街公所还组织街公会管劳资纠纷，如果每个街再组织街公会就更搞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