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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小野: 与王友琴面对面 发表于 2021 年 06 月 23 日 由 siyu （一） 面对面，我俩上午坐着谈话，中饭端过来吃，吃饭还是面对面，下午接着坐接着谈，接着面对面。第二天王友琴要回美国了，离开前用这点空闲到我家。她赠送的四个茶杯垫儿，摆开是芝加哥大学的校训，厚智益生，王友琴是芝大的汉语教师。在我们这边儿，出本书好像是多么难的事儿，境外可不是这样。友琴说，咱们两个就可以注册出版社，300块钱包括一批书号，五分钟在ISBN完成全部注册手续。她的书《文革受难者：关于迫害、监禁与杀戮的寻访实录》开始的时候就是想自己注册出版社来着，正琢磨着给自个儿的出版社起个名儿还没想好，就有香港一家要给她出了。 王友琴人在美国，只能在网上建个《文革受难者纪念园》，把书的内容上传到网站，不久这个网站境内我们就打不开了，不过其中一些内容开始以单篇形式流传，我就是先在网上读到王友琴的，这次得到这本书才知她总共收录了659名文革受难者，大多不为人们所知，有被打死迫害死的，有自杀失踪的，都有姓名生卒年月，详略不一，关于卞校长有将近3万字，关于海默只有一句话。 亲历那段历史的有心人，或许都能举出未收入王友琴书里的一两个文革冤魂。我知道的陈笑雨就没被收进去，与老舍同一天，他在1966年8月24日投湖自尽，49岁，他担任过《人民日报》文艺部主任，我之所以知道他，因为在鼓楼东大街152号的《文艺报》宿舍是住同院的邻居，当时我是小学生，他还没调到《人民日报》。第二个是青年编辑朱学逵，1964年北大中文系毕业分配到中国作协《文艺报》，革命烈士出身，因为他在毛选上批注的心得体会用词失敬，1966年被对立面的造反派揪出，两年后运动进入清理阶级队伍阶段，1968年在一次作协机关对他的批斗会后，他从男厕所跳楼身亡。第三个是我家所在的和平街住宅小区的居委会主任王师秀（音），1938年入党的小脚老太，退休后发挥老革命余热投身街道工作，那时可是白尽义务没分文报酬，她在文革开始的时候被红卫兵打死。 看到过一本研究文革的书上有统计数字，文革时期非正常死亡人数在172万以上，王友琴的659不过是万分之一二三。特别她做的其实是件很难做的事情，时过境迁，不但知情人会有顾虑，而且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选择性记忆，更尴尬的是死难者的家属不愿意回忆和讲述。家住崇文区榄杆市的平民李文波在1966年血腥的8月被抄家的红卫兵乱棍打死，国家机器为了支持红卫兵小将的革命行动，判处已经死亡的李文波死刑，判处李文波无辜的妻子死刑立即执行（66中刑反字第345号）。这对夫妇留下了3个子女，王友琴费劲儿找到其中的一个儿子，电话打过去，儿子恳请她不要问他家的文革遭遇，说自己不愿被打扰！妻子有病孩子还小！所以王友琴的书中关于李文波的内容全都不是来自李的家人。 江苏省教育厅厅长吴天石和妻子李敬仪是全国最早被打死的教育工作者。1966年8月3日傍晚，南京师范学院的学生到家里去抓党委副书记李敬仪的时候连带他的丈夫吴天石一起抓走了，这对年过半百的夫妻都还穿着拖鞋就被架出家门，吴天石在“五一六通知”后被撤职，已是死老虎。他们在校园里的高台被斗争殴打，成瓶的墨汁浇在他们身上，有人把厕所里装脏纸的铁丝篓扣在李静仪头上。接着他们被拖出校园游街，李静仪已无法行走，在学校去往闹市的马路上，她生生被横着拖了一里路，浑身血迹斑斑，当日气绝身亡。吴天石则在昏迷两天后的8月5日死亡。他们的儿子这年15岁，姐姐告诉他，为避免成为共产党和革命的对立面，今后要说母亲死于高血压，父亲死于慢性肝炎，1975年他在军队加入共产党的时候，申请书上就是这样写的，24岁他已经知道了父亲的验尸报告有各种伤，身上仅骨折就有6处。之所以一直坚持这样说，他解释因为“有助于改善我的生活”。 但这件事毕竟发生在通往南京闹市区的马路上，发生在千百人围观的校园里，众目睽睽，因而它就不可能是秘而不宣的。相形之下更多文革受难的真相被包藏甚至被深深掩埋着，知情人或遇难者家属能够寻访到就很不容易，即使找到了，也往往会拒绝和躲避。王友琴约见的一位女士，父母和姐姐都被红卫兵打死，女士说，她的朋友和亲戚都极力劝说她不要见王友琴，不要与王友琴谈这些事。怕有麻烦，麻烦，会打扰原本归于平静的生活。 当然也有无法安于平静的，不久前我在朋友圈里看到默默发的微信说：“今天是5月16日，1968年的今天，在文革的第二年，我老爸被北影和电影学院的造反派毒打致死。46年了，我是不会忘记的。”……十五的月亮升上了天空哪，为什么旁边没有云彩？我等待着美丽的姑娘啊，你为什么还不跑过来啊？……写出如此情意绵绵美丽诗句的北京电影制片厂编剧张海默，就是默默的老爸。 （二） 主动联系王友琴的受难者亲属，少得几乎没有，于小红应该算一个例外。起初还是王友琴先发信给于小红的父亲于光远，问他前妻孙历生死难的准确时间，于光远没有回复而是传真给了在美国的于小红。与于光远的回避态度不同，于小红不但在网上写出了催人下泪的文章怀念母亲，而且不相信母亲是自杀，一心要追寻母亲死亡的真相。 于小红的母亲孙历生，一个有着明星脸庞和超凡气质的美丽女人，14岁加入中共地下党，23岁在党校学习时被划右派，比她大19岁的高干丈夫最终还是选择了离婚，两个孩子，于小红和于小康，放在姥姥家抚养。 1968年7月，孙历生34岁时被发现吊死在北京女三中一间废弃的厕所内，她在1961年就摘了右派帽子回到学校图书馆工作了，可在她死的前一天，革委会说要开大会重新给她戴上右派帽子。 作家王蒙是孙历生的小学同学，也是胡同里的邻居。王蒙的小说《蝴蝶》写了一个叫作海云的美丽的女人，原型就是孙历生，海云被划右派后顾及高干丈夫的政治前途，主动提出离婚。 现实生活里的父亲和母亲，究竟是谁提出的离婚？为了确切了解父母离婚的真相，小红姐妹踏破铁鞋，竟然从政府机构尘封的故纸堆里觅到了1958年的离婚文件，或许那时没有离婚证？这个具有法律效益的文件是人民法院民事调解书的格式。实际上“海云”并未主动提出离婚，孙历生是被申请人的一方，申请人是于光远。更重要的，这桩离婚案还包含有不为人知的更多隐情。中国1950年代的婚姻法规定，“女方在怀孕期间、分娩后一年内或中止妊娠后六个月内，男方不得提出离婚”，然而此时这个不幸的家庭正有第3个小生命孕育在母腹之中，孙历生是1957年底划为右派的，1958年的7月他们夫妻双双来到大兴法院离婚的时候，她身怀六甲挺着大肚子，肚子里的孩子已经7个多月了，执法人员竟然全都有目共睹视而不见？调解书也对这个孩子的存在一字未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