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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g: Gov 政府

康熙帝如何评价朱元璋?

Retrieved 2025.6.16 朱元璋创建的明王朝享有长达近三百年的绵长国祚,成为中国历史上存在时间仅次于唐朝的王朝。虽然朱元璋强化专制主义皇权统治,滥用刑罚,屠戮功臣的恶劣做法,对当时和后来都产生很大的负面作用,但总的说来,他不愧是古代有作为、成就突出的帝王。清圣祖玄烨(康熙帝)对他有高度评价:“朕观明史,洪武、永乐所行之事,远迈前王。我朝见行事例,因之而行者甚多。且明代无女后预政、以臣陵君等事。”他给明太祖题词的“治隆唐宋”的铭刻,至今犹屹立在南京明孝陵之前。 作为明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不仅对近三百年的明朝产生重大影响,因清承明制,他确定的治国理政思想及其实践对清代也影响深远。对他的历史功绩的评价,不是简单地以“褒贬不一、毁誉参半”能概括。有批评者说,他出身卑微导致治国理念狭隘,权欲过盛致使专制独裁,性格多疑带来严刑峻法;赞誉者则称,他是一代名主,统一天下,爱惜民力,社会稳定,国祚久长等等。帝王大多具有复杂的面相,不能简单评说。但整体论之,朱元璋是中国古代卓越的政治家和帝王,其历史贡献是突出的。 朱元璋的贡献,首先表现在他结束了元末乱世,建立稳定、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他是继汉高祖刘邦之后,中国历史上第二位平民出身的皇帝,“时势造英雄”,朱元璋以布衣之身,登九五之尊,除了元末混乱的时局给他提供机会外,还与他英雄的胆略与才干密不可分。贫苦出身的朱元璋在夺取天下后,深知民生之多艰,治国之不易,在位三十一年,奠定了明代近三百年的稳固基业。 其次,朱元璋在位期间,勤于政务,奠定自明代乃至清代共五百多年国家管理的基本制度。他深知加强君权的重要,改革政治制度,废除丞相制度,权分六部,分割军权,集行政、军事、司法、监察等大权于一身。在地方,实行都、布、按三司并立,对边疆和民族地区实行灵活的区域自治政策,保证了国家机构和社会秩序的良好运行。 第三,洪武朝对违法乱纪、贪污受贿的官吏处理极为严酷,既有大规模的惩治,也有个案的处理。由于措施严厉,一再追查,元末遗留的吏治腐败现象大为好转,缔造了明前期的繁荣发展。《明史‧循吏传》称:“一时守令畏法,洁己爱民,以当上指,吏治焕然丕变矣!下逮仁、宣,抚循休息,民人安乐,吏治澄清者百余年。” 第四,朱元璋在恢复经济、发展生产、稳定社会等方面的措施得力,花费较短的时间就把明朝的经济提升到一个新的水准。贫苦出身的他致力于解贫助困,休养生息,重农恤商,轻徭薄赋,务求百姓安居乐业。立国之初,太祖兢兢业业,每日黄昏,他便令专人在道路上敲打木铎,高声叫喊:“和睦乡里,教训子孙,各安生理,毋作非为!”五更时,又派专人在城门谯楼上吹起画角,高声唱道:“创业难,守成又难,难也难!” 明太祖特别注重种植经济作物,他认为经济作物既有裹腹、救灾之效,也可以改善百姓生活,这在客观上促进了手工业经济的发展。洪武二十八年(1395年),湖广布政司报告所属州县栽种桑、枣、胡桃计8439万株,全国估计当达10亿株以上。经济作物的发展,特别是棉花的普遍种植,既为手工业生产提供了原料,又促进了商业的繁荣。 洪武朝推行的“休养生息”政策,使元后期以降衰败的社会经济逐步复苏和发展起来。作为传统农业国家,全国的垦田面积大幅增加,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达到850万余顷,这足以养活更多人口,并为经济结构的调整奠定良好基础。国家税粮收入随之大幅增加,洪武二十六年达3278万余石,比元朝正常一年的税粮收入增加了近两倍。手工业和商业也因此发展起来,内外贸易水平显著增加。全国人口也迅速增长。洪武二十六年全国共有1065万余户,6055万余口,比《元史》所载,元代最高的人口数字即元世祖至元八年(1271年)的数字,增加了近200万户,700余万人,其实这还远远没有统计出当时全国真实的人口规模。洪武中期,有一首流传于江西的民谣,描述当时经济发达、社会安定的景象说:“山市晴,山鸟鸣,商旅行,农夫耕,老瓦盆中冽酒盈,呼嚣隳突不闻声。” 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五月,71岁的明太祖朱元璋一病不起,后归葬于南京城钟山之下的明孝陵。他在“遗诏”中总结自己一生时说:“朕膺天命三十一年,忧危积心,日勤不怠,务有益于民。奈起自寒微,无古人之博知,好善恶恶,不及远矣!今得万物自然之理,其奚哀念之有。”表示了他一生的辛苦与勤劳,谦虚与担忧,坦然与期盼。 作者: 彭勇教授 上载日期: 2024年01月08日

Hu Yaobang 胡德华:回忆父亲

胡德华: 回忆父亲 2025.4.15 我跟我爸的互相交往,互相交流是非常非常少的,真正跟他有所接触,交往比较多的时候,恰恰是在文革当中他被打倒的时期。可以这么说,第一次初步认识他是在1966年的9月30日,那是我终生难忘的日子。 1966年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文章,学校开始停课闹革命。6月10日左右,受当时在北京主持工作的刘少奇,邓小平的指示,共青团系统的工作组,进入到北京市各个中学,指导中学的文化大革命的开展。 1966年7月29日在人民大会堂召开“北京市学习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大会”,下午三点开会,主席台上从左起依次坐着李雪峰、邓小平、周恩来、刘少奇。李雪峰主持会议,发言次序是邓、周、刘。刘少奇在会上讲:“你们问我:文化大革命怎么搞?我也不知道。我们是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 后来中央文革小组成员走上主席台。中央文革一点不给面子,顺势拿下话语权宣布:毛主席从来就没有派出过一个工作组,工作组镇压学生包庇坏蛋,犯了方向性路线性的错误,即日起从各个学校如数全部撤出,镇压学生绝没有好下场云云。“文革旗手”江青的火力更猛战斗力更强,歇斯底里地大叫:“革命不要保姆,工作组滚回去”。 图片 各中学已经打倒了学校党委,现在又撤走了工作组,红卫兵造反派们可是不得了了,无拘无束地到处批判、打倒所谓的走资派、修正主义分子、地富反坏右分子,到处抄家造反破四旧毁坏文物,逐步演化成血腥的红8月。 当时北京中学工作组撤销后,整个形势就非常紧张了,开始出现炮打团中央的大字报。那天我也骑着自行车,从清华大学一直骑到工人体育场去参加大会。大会前段是兰州大学造反派控诉省委书记裴孟飞、马继孔所谓镇压文革的“罪行”,最后一项是一位中央领导讲话,他当时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在中央书记处是负责工青妇的书记,在大会上他说:“我代表党中央宣布,团中央书记处三胡一王,停职反省。”三胡是指胡耀邦、胡克实、胡启立,一王是指王伟。 当时我脑袋嗡的一声,后面还讲什么,我也没听见了。宣布完后周边的小将们就拼命鼓掌,然后就散会了。散会的时候我们往外走,看到我们小学低我一个年级的一个同学,忘了叫什么名字,我问他,你是育英小学的吧?他说,对。我说,刚才那位副总理说什么来着,我没听清楚。他说,宣布团中央书记三胡一王停职反省呀。看来这是真的了,千真万确不会有假了。我生怕会出什么事,就赶紧骑车往家赶。 那天是8月13日,是红八月,就是所谓的红色恐怖时期非常非常乱,无法无天,没有秩序,没有安全,北京师大女附中的党总支书记副校长卞仲耘,就是8月5日被红卫兵刚刚打死,北京市大兴县还发生了屠杀几百名地富子女的血腥暴行。江青还在会上讲:“好人打坏人活该,好人打好人误会,坏人打好人光荣。”也就是说不管怎么打人都没有关系,都有道理,好担心呀! 我记得到家就七点了,天都快黑了,我急急忙忙还没有到他房间,就看到有很多不认识的年轻人,我爸也在里面,从走廊里急急忙忙的往外走,我赶紧追上去说爸爸,爸爸你吃饭了没有?他也没有理我好像根本我就不存在,直直地默默从我身边走过去,周围的一大群人也没有一个搭话,太吓人了。怎么搞的,难道我这是在梦境中吗? 图片 从那以后他就再也没回来,实际上是被关押起来了。那是1966年8月13日的晚上,他被关到团中央办公楼4楼,团中央书记处张超书记的办公室,张超书记在1968年“群众专政”的日子里,造反派逼迫他揭发我爸被凭空捏造的“罪行”,他血气方刚,怒不可遏,痛斥造反派的无耻谎言,最后悲壮自尽,以自己45岁的年轻生命,保护自己的同志,捍卫实事求是的信念,抗议黑白颠倒血腥无耻的文革。 在被称作右倾翻案风的1975年7月,我爸对张叔叔的儿子张陆平说;“张超同志在任何情况下,都没有乱说话,是一个非常正直的人”。我看到我爸的时候,实际上是被造反派革命小将们押走的历史现场。 从那以后就没有了消息,他已经被停职反省,从各方面陆续听到消息,我也到团中央机关看他被批斗、殴打、侮辱、示众,我心里在流血,所有大家能想到的殴打侮辱都在他身上实行了。那些日子,办公楼后面的空地上,每天每时都挤满了从全国各地来的红卫兵和造反派,所有人怀着各种各样复杂的心情参加和围观批斗现场,其中也有很多人,像鲁迅先生笔下的阿Q围观清政府杀害革命者那样幸灾乐祸,暴行给他们带来莫名的兴奋和快感。 八一八领袖在天安门城楼第一次接见百万红卫兵。看押他们的红卫兵认为都是因为这些走资派,错过了接受伟大领袖他们的红司令的神圣检阅,于是把一腔的邪火都发泄在他们身上,红卫兵们拿着军用皮带和能够找得到的凶器,像法西斯强盗般疯狂地殴打这些曾经在战场上叱咤风云,而现在没有任何反抗能力的人。 他很早就一直需要安眠药需要香烟,团中央每次都会通知家里准备好我们给他送过去。我记得当时一直都是在北京医院拿药,一种是速可眠,一种是巴比妥。在医院里医生司药每次看到处方上他的名字就喊:胡同志来了没有?胡同志……“来了,来了”,我三步并作两步跑到窗口,司药看看处方,又看看我问:你是来给胡同志来拿药的吗?我使劲点点头说:是的,我是他的儿子。司药双眼充满柔情和怜悯,脸上却不动声色,一本正经地说:拿好药,回去好好照顾病人身体,按剂量按时服药,听懂了没有? 图片 我怎么能听不懂呢?我忍住泪水,只感觉一股暖流往上涌,他们始终不说出他的名字。我好感动,我再笨也能感受到医生司药们的良苦用心,享受着他们这片刻的宝贵的善良,同情和关爱、机智和无奈。即使在一片肃杀的疯狂恐怖的红8月,人间还是有真情在,他(她)们鼓舞着我勇敢地面对文革中绝望的惨淡人生,我永远感谢并永远不会忘记这些善良的不知姓名的好人。 文革前他一直是抽中华牌香烟,小学时我就经常带同学在他房间的纸篓里捡他抽过的香烟盒,叠三角摔三角拍三角。他被关起来以后的某一天,被红卫兵的野蛮私刑打坏了身体,被团中央筹委会的好心人送到北京医院。他病房的对门就住着当时农业部部长廖鲁言,他们都很熟。因为这一切来的太突然,仓促中就没有带烟,他忍着伤痛走到廖鲁言病房说:廖部长,有烟吗?请给我几支。廖鲁言部长默默地看着他,一句话也没说,从抽屉里拿出一包大中华,塞到他手中。 几天后他又回到团中央机关继续接受批斗,就交代我以后不要再买大中华,要买大前门香烟了。一开始是带锡纸的3毛1一包的精装版,后来就要我买不带锡纸的2毛9一包的简装版,最后就改成抽两毛一包的恒大牌香烟了。 9月30日上午,团中央革委会筹备小组又打来电话,说你们谁在家呀?我说,我在,他说你来接你爸回去吧。我说,太好了,是要放人了吗?他说,不是放人,因为马上到十一了,我们革命造反派也要放假休息呀,没人管走资派了,你接他回去吧,在家里待三天再送回来。 然后我就骑上自行车,在团中央门口看见他一个人走出来,快两个月了,我一看到他单薄瘦弱的身影,眼泪就止不住地往外涌,他走到跟前严厉地说:哭什么?这么没出息。我说:我也不知道,我也不想哭,可是……反正……语无伦次,干脆让眼泪流个够吧。然后就要了一辆人力三轮车接他回家,当时车费我记得是两毛五分钱。…

陈钦: 孙中山与陈炯明决裂真相

陈钦: 孙中山与陈炯明决裂真相 陈钦 大家谈研学 2025年01月16日 摘要 由于国民党后来统一了中国,因此陈炯明在很长一段时期内被视为叛逆者,以至于现在还有很多人以为,陈炯明是靠孙中山起家的,陈赶走孙不地道。实际上,辛亥革命前,陈炯明就是广东省谘议局议员,其同盟会身份是秘密的,谈不上跟随孙文革命。孙文是海外革命家,十六年未踏入中国半步,如何跟随?陈炯明辛亥年组建循军,成为广东都督实至名归,孙中山和陈炯明的合作实为孙依附陈,而非陈依附孙,或者说两人结成联盟互相依附。孙中山在中国广州自任非常大总统,外界很少支持和承认,当时给孙中山撑腰的最重要的地方实力派就是陈炯明将军。 陈炯明是北洋时期一位雄踞一方叱咤风云的人物,同时也是一位充满争议的人物。在人们印象里,他是背叛孙中山的反动派,罪证就是1922年“六一六炮轰总统府”事件,逼得孙中山化装逃往上海。 然而,实际情况究竟是什么样的呢?孙陈二人为何决裂? 炮轰总统府是否真实存在?当时广州百余平民究竟丧命于谁的火炮之下?将近百年前这迷雾重重的事件,我们努力以尊重历史的理性态度,拨开迷雾,展露它的真容。 陈炯明与孙中山因护法运动而开始合作,这里的“法”是指孙中山1912年3月11日实施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 Image 当年的孙中山对陈炯明的品德一直很欣赏,他曾感慨说:“陈炯明不好女色,不要舒服,吃苦俭朴,我也不如。”孙中山还曾以“狼、大、快”三字喻陈炯明的革命作风,粤语“狼”字比喻勇猛进取。 最初被外界知晓的孙、陈二人分歧是一次选举。 1921年4月,两百多名议员召开非常国会,在孙中山坚持实行记名投票要求下,表决通过了《中华民国政府组织大纲》,大纲规定了大总统的产生和权限,却没有任期。一切政务、军务、内阁任免等均由大总统一人独断,孙中山被选举为非常大总统。此举遭到陈炯明的反对。 陈炯明认为,依总统选举法,总统应由两院联席选出,出席议员至少达到全部的三分之二即580人,才能举行总统选举,此时广州旧国会议员只有200多人,还不够原众议院人数的一半,而且实行记名投票,简直是在自毁法律! 陈炯明质疑道:“这和之前北方毁法,又有什么本质不同?”在北方出现“伪政府”的情况下,在南方“建立”“伪政府”,用一个不符合法理的“伪政府”去反对另一个同样不符合法理的“伪政府”,这是非常行不通的,结局只有南北之间将再次陷入战争之中。 陈炯明反对孙中山任职,拒绝参加就职典礼。 自此,二人政见分歧开始明朗化。 但实际上,早在1909年陈炯明加入同盟会之时,二人政见及民主理念的不同就已为日后决裂埋下了隐患。 秀才出身、个性温和的陈炯明虽加入信奉革命、激进的同盟会,然而与众多革命党人不同的是,他的政治抱负是把革命当作一种手段,最终的目的仍然是“建设”,这与以孙中山为代表的大部分同盟会员“革命至上”、“革命流血至死”的心态和主张完全是两条路。 孙中山是“武力统一派”中彻底的中央集权主义者,他的理想是以领袖权力为核心的大一统。 当时孙中山的政治主张是“中央集权”,要以“北伐”这种暴力武力方式来颠覆北洋政府统一中国,成立中央政府。 Image 《陈炯明首行联省自治之民选县长》油画素描稿…

Opium 中共在延安做的什么“特货”生意

中共在延安做的什么“特货”生意?(组图) | 2016-06-18 红军早期如何筹款 罂粟花虽美,鸦片却是毒品。 【看中国2016年06月18日讯】“特货”即鸦片 龙国华案档案,陕西省档案馆藏。 谢觉哉在日记中多处提到中共在延安时期经营“特货”、“种某物”等。“特货”就是鸦片,证据如下: 其一,在上世纪20年代到40年代,用“特货”指代鸦片是一个约定俗成的普遍用法。 在贵州从事鸦片生意18年的商人伍效高,回忆自己经营鸦片业的经历,就说到“续办特货。……代理……鸦片购销业务”。(《近代中国烟毒写真》下卷,河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90页)当时鸦片商人以“特货”指代鸦片,经营鸦片的商行被称为“特商”,鸦片税也叫“特税”。 其二,“特货”以“两”为单位,且价值奇高。 按1942年延安市主要物品价格比较,该年12月,小米一斗为125元(边币),而特货一两是1400元。(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编写组、陕西省档案馆编:《抗日战争期间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资料摘编》,以下简称《财经史料》,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四册,第438-439页)这意味着,特货一两,值小米11.2斗,特货一斤,值小米5376斤。延安时期,粮食供给“标准每人每天吃粮一斤四两,只军队多些,每人每天一斤八两。”(《财经史料》第六册,第453-454页)以此标准计算,只需约1000斤特货即可解决一支一万人的军队的一年的口粮问题。 其三,当年军队走私鸦片产生的纠纷案中也提供“特货”即是鸦片的信息。(年份不详,疑为1942年) 8月24日下午,边区政府财政厅副厅长霍维德率领禁烟督察队到绥德义和镇“督征特产兼查缉私货”,“区政府即向督察队报告,当时并说龙国华在义和镇私贩烟土”。龙国华为留守兵团供给部管理科长,当时在其住处(出差住店)搜出鸦片30两。龙国华态度强横,拒绝接受检察,与督察队先谩骂进而相互殴打。事后,11月12日,留守兵团组织部写信给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说被搜出的鸦片不是龙国华的。龙国华在给贺龙等递交的报告中说,督察队“将店内收(搜)出之特货,诬认为我所购”,同时还告了霍维德一状,说他“以残酷手段对待革命同志,实有违中央之政策”,要求为自己清洗耻辱。林伯渠收到材料,转给了财政厅。(见史志诚主编:《陕甘宁边区禁毒史料》,以下简称《禁毒史料》,陕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255-261页)在这个事件中,“特货”、“鸦片”、“烟土”是同义词,清楚显示“特货”就是鸦片。 其四、中共内部秘密文件透露的情况。1943年8月1日,中共延属地委发布了一个关于禁种特货规定的秘密通知,由时任延属地委书记张邦英、代专员王震、延属分区专员兼延安市市长曹力如联合签署。“秘密通知”多次提到“烟苗”、“烟户”,要求:“(一)立即深入的调查留有烟苗之人家、亩数、收获量,以便有计划的进行没收,最低限度公家要没收到全收入的80%。(二)在没收时,烟户最多只能留到20%。”此秘密通知中提到了“特货”,显示“特货”即是“烟苗”的出产品。其要求第四点说:“各县现存之特货,无论旧存或新收均立即送交专署,统一出售,不得拖延,不得隐瞒,也不得在下边出卖,续收到的,应随时送来论价出卖。”“通知”最后强调“以上办法,只作执行之准则,不许宣布,并须严格切实执行,对群众仍称没收处罚”。(《禁毒史料》第137页) 其五,销售鸦片人员的直接回忆。据当年受边区政府财政厅委派,专门在陇东专区负责鸦片贸易的梁爱民回忆:“1941年11月,我调到了财政厅禁烟督察处,被派往陇东专区,从此开始了商业贸易。为了增加收入,支援抗战,我们秘密经营大烟土。我党是严禁吸毒的,经营烟土必须秘密进行。为了方便,我们不叫大烟土,而称其为‘土货’或者‘特货’,后来称做‘肥皂’,论条论块,最后正式定名为‘土产’。”(《延川文史资料》第三辑,1988年出版,第99页) 南泥湾有没有种罂粟卖鸦片? 根据现有资料,359旅在南泥湾既卖过鸦片,也种过罂粟。直接证据就是中共中央西北局的《南泥湾调查》。 1943年,西北局对南泥湾进行了调查,其中有一段涉及了“特产”和“收烟”的问题。 据此调查,南泥湾是1940年被发现的。同年末,中央财经处开始计划开发。1941年初,仅有中秘、中财、中组、中青四个农场,7月增至14个。5月,八团到金盆湾;7月,炮兵团到南盘龙川,11月警卫营开到。1942年,成立农场管理处,以军委农场李世俊为主任。3月,特务团开来驻马坊;6月,九团开来驻九龙川;8月,四支队来驻南泥湾,“皆曾种地,但中心在种特产”。本年农场增至30余个。该年全区种地面积共约计15000亩;其中川地9000亩,内民种6000亩,机关部队3000亩;山地6000亩,内军民各半。 调查中说,中共部队开到南泥湾后,“种特产向老百姓调剂了几千亩川地”。 1942年各单位的种地情况,有一个调查表,如下: 资料来源:《中共中央西北局文件汇集》一九四三年(一),中央档案馆、陕西省档案馆1994年出版,第272页。 表后还有说明:“估计八团有一部分不在南泥湾境内,但各团种地至少五○○○亩以上,据许多同志谈,去年吃亏处在把农业生产中心放在特产上,而种特产的缺点,第一,贪多;第二,缺乏经验,未好好的采访老百姓的意见,如炮兵团下种时,老百姓说太早,种了不出来,我们不听,结果六○○亩只出八○亩。其他施肥割烟皆不熟悉;第三,种子不好也有关系,老百姓存的多是一九三五年以前的种子。” 这个调查表和后面的说明透露了很多信息。从表中看,土地分成了三种用途:粮地、特产地、菜地。粮地是种粮食,菜地是种菜,特产地是种什么特产呢?其中八团一栏,特产地下有用地1000亩,收烟数300两,每亩产量“3.3两,即烟地”的说明。特产是“烟”,而每亩产量仅仅3.3两。从中看出,调查表中所谓的“烟”,不是普通的烟草,而是特殊的罂粟。其中缺点的第三条,即种子多是1935年前的种子,也是一个旁证,因为1935年国民政府开始严禁鸦片,种植罂粟变为地下活动,老百姓留下的多是该年以前的旧种子。…

Zhang Weiying 张维迎:人类所有进步来自合作

张维迎: 人类所有进步来自合作 | 张维迎 大家谈culture 2024年12月16日 Image 当拳者拒绝市场的逻辑 最后被强盗的逻辑征服 我们今天讨论全球化的历史,需要知道在全球化之前很久,人类有一个走向全球的过程。 现代人(“智人”)大约是二十万年前在现在的东非出现的,十万年前人类走出东非,先到了西南亚(中东)这个地方,六万年前已经到了澳大利亚,四万年前到了欧洲,也到了中国(到中国的时间也可能在六万八千年前,但这个时间有争议),一万三千年前跨过了白令海峡,到了美洲。 这样,大致来讲,到一万多年前的时候,我们人类已经从一个地方走向了地球上所有适合人生存的地方。 之后大冰期结束,冰盖的融化使得海平面上升,人类从此被分割在三大不同的世界,即欧亚非世界区、美洲世界区,以及澳大利亚、巴布亚新几内亚世界区。 这三个世界之间的人类上万年没有什么来往,尽管在每个区域内还是有交往的,如连接欧亚大陆的丝绸之路。但分割一万多年之后,也就是从五百多年前开始,这三个世界又开始相互联系起来了,开启了一个我们现在叫“全球化”的过程,这个全球化开始的标志就是1492年哥伦布到达美洲。 所以,过去的五百年都可以被认为是人类在一万多年前失散之后,重新走在一起的过程。这个过程的出现与人类理念的转变有很大的关系,如果哥伦布不相信地球是圆的,他不会往西航行寻找印度结果却发现了美洲(但哥伦布至死时仍然认为他找到的是印度),至少这个过程会推迟很晚。所以我相信这里面一个很重要的启示:理念的转变对人类社会的发展变化是非常重要的。 全球化给人类带来普遍的好处。我们知道,至少过去的一万年里,人类所有进步全是来自合作,而不是基因的变化。并且,合作的范围越大人类进步越快,这就是全球化的意义所在。全球化使得人类的合作可以在全球范围展开,这是人类过去五百年进步速度急剧加快的主要原因。 Image 全球化在今天是什么意思?就是利用全人类的智慧,不同地区、不同国家的人相互学习、相互合作。任何一个地方都是你中有我,我有中你,没有一个地方可以孤立进步。全球化导致人类更深入、更全面的合作,从价值链看,今天很少有一个产品是单独一个国家自己生产的,随便一瓶矿泉水都是全球生产的,因为它的价值链在全球分布。这就是中国过去三十年取得重大成就的主要原因。 人类社会的运作遵循两种逻辑,一种是强盗逻辑,一种是市场逻辑。所谓强盗逻辑就是,你想幸福,就使别人不幸福。而市场逻辑意味着,你自己要幸福,首先要让别人幸福。 过去五百年的全球化,就是亚当·斯密讲的市场逻辑在全球范围的不断扩展,直到今天,这个过程仍然在继续。过去二百年,尽管中间有强盗逻辑,但整体上是市场逻辑获得成功,贸易自由不断扩大。历史证明,什么时候市场的逻辑居于主导地位,人类就会进步;什么时候强盗的逻辑占了上风,就会带来人类的倒退。 在1914年之前,世界经济的全球化已经达到相当的程度,但是发生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市场的逻辑中断了。 之后保护主义一直盛行,到二战结束的时候,按照国际贸易衡量的全球化水平一直没有恢复到一战之前。二战之后,人类重新开始了由市场逻辑主导的全球化。 这里面,日本和德国是两个典型的例子。这两个国家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就是想要用强盗的逻辑来征服世界,我们知道,最后他们失败了。二战之后,他们用市场的逻辑征服世界,最后成功了,都变成了经济强国。 中国在全球化当中获得了什么?我曾根据经济史学家麦迪森的数据计算出不同地区人口规模和经济规模相关系数的历史变化。 1820年之前,相关系数接近于1,意味着各国之间生活水平没有什么大差距。之后不断下降,最后达到1973年的0.148,这就是所谓的世界“大分流”。 之后相关系数开始上升,2003年达到0.52,预计2030年达到0.73,这可以称为是大合流、大融合。…

Red Army 红军早期如何筹款

红军早期如何筹款? 这份真实的史料告诉你: 总共分9步 |  Original 王铭苇 王铭苇 2024年12月14日 要维持红色政权,要发展壮大红军,没有钱是万万不行的.在初创阶段,红军的财政状况一直是一个谜团.不过,有一份真实的史料,还是能让我们窥得冰山一角. Image Opium 中共在延安做的什么“特货”生意 古田纪念馆里保存着一份油印文件,叫《筹款须知》,由中国工农红军四方面军政治部主编,写于1932年7月。《筹款须知》这份文件总共有两万多字,今天我们仅以其中的一节来介绍,该节在这份文件中叫“有关筹款的技术问题”。具体的筹款方法,又分为9个步骤。 先交待一下背景,四方面军为什么要在1932年7月,编出来个《筹款须知》? 这一年老蒋在围剿方面是比较认真了,首要的目标就是鄂豫皖,甚至亲自挂帅。1931年是九一八,九一八的事儿还没完,1932年1月一二八。一二八的事儿还没完,1932年2月关东军和驻朝日军拿下哈尔滨,标志着东三省沦陷。到了3月,老蒋正式复出,伪满洲国成立,后来给我们瞎指挥的那个李德,也是这个月来华的。4月份,国联正式介入中日战事。5月5日,中日停战。两周之后,老蒋就开始准备围剿了,自任鄂豫皖剿匪总司令。次月的庐山会议,老蒋正式定下攘外必先安内。 到了7月,老蒋有没有围剿鄂豫皖红军呢?还没有,但是他一声令下,鄂豫皖三省实行保甲制度。此时的保甲制度,基本形式为10户为甲,10甲为保,实际操作城市与乡村略有弹性。 在军事威胁和联保制度的高压之下,鄂豫皖红军在进行扩红、土改和打土豪时,瞬间就面临了不利局面。 为此,四方面军政治部主编了《筹款须知》这份文件,实际的形态是一个小册子。当时,鄂豫皖苏区的群众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拥护革命的,一部分表面拥护,实际私藏财产。但即便是拥护,在苏区内能筹得的,也很少。鄂豫皖并不像江西苏区,实际也没那么稳。另外,在苏区内摊派得多了,要么群众交不起,要么跟你对立,不再拥护革命。要筹款,就要到赤白交界的地方或深入白区。但白区不是你的地盘,去了就有危险,或是找不到土豪,或是遇见国军、民团,也会发生战斗。 所以,《筹款须知》实际就是指导鄂豫皖红军,怎么到苏区边界打土豪的。 Image 在“有关筹款的技术问题”章节下,给出了9个指导步骤。通过该节开头的内容,可得知四方面军的筹款经验,又来自闽西的十二军。 现在开始说说这9个步骤,我用史料中的原文,仔细给大家介绍。 第一步叫一网散开,精密调查。 筹款部队的布置,与筹款的成败有直接关系。在决定筹款的时候,就要计划到经济的中心地在哪里,筹款的指挥中心就设在那里。在敌情许可下,所属部队应尽量以连或排为单位,散布在周围地区。这样如网打开,越收越拢,易散易收,既便于指挥督促,土豪一个也跑不脱身,而且敌人赶来也可以应付自如。部队一布置,便立即精密调查一切情况。进行的办法要靠自己调查,绝勿依赖商会或土豪代表。调查人员要具备耐烦、精密两个条件,能耐烦,才能在豪绅、地主压迫欺骗之下,话语不通的白色地区群众中有所获得。能精密细心,方能查得准确,百筹百中,不要听“有”“大”“多”而高兴马虎,或听“无”“小”“少”而丧气算了。要能在群众的无意闲谈中、言语矛盾中和行动中有所查得。进行调查的时候,要找到贫苦勇敢的工农份子或流氓份子。 第二步叫迅速捉人,适当待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