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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g: CulRev 文革

Hu Yaobang 胡德华:回忆父亲

胡德华: 回忆父亲 2025.4.15 我跟我爸的互相交往,互相交流是非常非常少的,真正跟他有所接触,交往比较多的时候,恰恰是在文革当中他被打倒的时期。可以这么说,第一次初步认识他是在1966年的9月30日,那是我终生难忘的日子。 1966年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文章,学校开始停课闹革命。6月10日左右,受当时在北京主持工作的刘少奇,邓小平的指示,共青团系统的工作组,进入到北京市各个中学,指导中学的文化大革命的开展。 1966年7月29日在人民大会堂召开“北京市学习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大会”,下午三点开会,主席台上从左起依次坐着李雪峰、邓小平、周恩来、刘少奇。李雪峰主持会议,发言次序是邓、周、刘。刘少奇在会上讲:“你们问我:文化大革命怎么搞?我也不知道。我们是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 后来中央文革小组成员走上主席台。中央文革一点不给面子,顺势拿下话语权宣布:毛主席从来就没有派出过一个工作组,工作组镇压学生包庇坏蛋,犯了方向性路线性的错误,即日起从各个学校如数全部撤出,镇压学生绝没有好下场云云。“文革旗手”江青的火力更猛战斗力更强,歇斯底里地大叫:“革命不要保姆,工作组滚回去”。 图片 各中学已经打倒了学校党委,现在又撤走了工作组,红卫兵造反派们可是不得了了,无拘无束地到处批判、打倒所谓的走资派、修正主义分子、地富反坏右分子,到处抄家造反破四旧毁坏文物,逐步演化成血腥的红8月。 当时北京中学工作组撤销后,整个形势就非常紧张了,开始出现炮打团中央的大字报。那天我也骑着自行车,从清华大学一直骑到工人体育场去参加大会。大会前段是兰州大学造反派控诉省委书记裴孟飞、马继孔所谓镇压文革的“罪行”,最后一项是一位中央领导讲话,他当时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在中央书记处是负责工青妇的书记,在大会上他说:“我代表党中央宣布,团中央书记处三胡一王,停职反省。”三胡是指胡耀邦、胡克实、胡启立,一王是指王伟。 当时我脑袋嗡的一声,后面还讲什么,我也没听见了。宣布完后周边的小将们就拼命鼓掌,然后就散会了。散会的时候我们往外走,看到我们小学低我一个年级的一个同学,忘了叫什么名字,我问他,你是育英小学的吧?他说,对。我说,刚才那位副总理说什么来着,我没听清楚。他说,宣布团中央书记三胡一王停职反省呀。看来这是真的了,千真万确不会有假了。我生怕会出什么事,就赶紧骑车往家赶。 那天是8月13日,是红八月,就是所谓的红色恐怖时期非常非常乱,无法无天,没有秩序,没有安全,北京师大女附中的党总支书记副校长卞仲耘,就是8月5日被红卫兵刚刚打死,北京市大兴县还发生了屠杀几百名地富子女的血腥暴行。江青还在会上讲:“好人打坏人活该,好人打好人误会,坏人打好人光荣。”也就是说不管怎么打人都没有关系,都有道理,好担心呀! 我记得到家就七点了,天都快黑了,我急急忙忙还没有到他房间,就看到有很多不认识的年轻人,我爸也在里面,从走廊里急急忙忙的往外走,我赶紧追上去说爸爸,爸爸你吃饭了没有?他也没有理我好像根本我就不存在,直直地默默从我身边走过去,周围的一大群人也没有一个搭话,太吓人了。怎么搞的,难道我这是在梦境中吗? 图片 从那以后他就再也没回来,实际上是被关押起来了。那是1966年8月13日的晚上,他被关到团中央办公楼4楼,团中央书记处张超书记的办公室,张超书记在1968年“群众专政”的日子里,造反派逼迫他揭发我爸被凭空捏造的“罪行”,他血气方刚,怒不可遏,痛斥造反派的无耻谎言,最后悲壮自尽,以自己45岁的年轻生命,保护自己的同志,捍卫实事求是的信念,抗议黑白颠倒血腥无耻的文革。 在被称作右倾翻案风的1975年7月,我爸对张叔叔的儿子张陆平说;“张超同志在任何情况下,都没有乱说话,是一个非常正直的人”。我看到我爸的时候,实际上是被造反派革命小将们押走的历史现场。 从那以后就没有了消息,他已经被停职反省,从各方面陆续听到消息,我也到团中央机关看他被批斗、殴打、侮辱、示众,我心里在流血,所有大家能想到的殴打侮辱都在他身上实行了。那些日子,办公楼后面的空地上,每天每时都挤满了从全国各地来的红卫兵和造反派,所有人怀着各种各样复杂的心情参加和围观批斗现场,其中也有很多人,像鲁迅先生笔下的阿Q围观清政府杀害革命者那样幸灾乐祸,暴行给他们带来莫名的兴奋和快感。 八一八领袖在天安门城楼第一次接见百万红卫兵。看押他们的红卫兵认为都是因为这些走资派,错过了接受伟大领袖他们的红司令的神圣检阅,于是把一腔的邪火都发泄在他们身上,红卫兵们拿着军用皮带和能够找得到的凶器,像法西斯强盗般疯狂地殴打这些曾经在战场上叱咤风云,而现在没有任何反抗能力的人。 他很早就一直需要安眠药需要香烟,团中央每次都会通知家里准备好我们给他送过去。我记得当时一直都是在北京医院拿药,一种是速可眠,一种是巴比妥。在医院里医生司药每次看到处方上他的名字就喊:胡同志来了没有?胡同志……“来了,来了”,我三步并作两步跑到窗口,司药看看处方,又看看我问:你是来给胡同志来拿药的吗?我使劲点点头说:是的,我是他的儿子。司药双眼充满柔情和怜悯,脸上却不动声色,一本正经地说:拿好药,回去好好照顾病人身体,按剂量按时服药,听懂了没有? 图片 我怎么能听不懂呢?我忍住泪水,只感觉一股暖流往上涌,他们始终不说出他的名字。我好感动,我再笨也能感受到医生司药们的良苦用心,享受着他们这片刻的宝贵的善良,同情和关爱、机智和无奈。即使在一片肃杀的疯狂恐怖的红8月,人间还是有真情在,他(她)们鼓舞着我勇敢地面对文革中绝望的惨淡人生,我永远感谢并永远不会忘记这些善良的不知姓名的好人。 文革前他一直是抽中华牌香烟,小学时我就经常带同学在他房间的纸篓里捡他抽过的香烟盒,叠三角摔三角拍三角。他被关起来以后的某一天,被红卫兵的野蛮私刑打坏了身体,被团中央筹委会的好心人送到北京医院。他病房的对门就住着当时农业部部长廖鲁言,他们都很熟。因为这一切来的太突然,仓促中就没有带烟,他忍着伤痛走到廖鲁言病房说:廖部长,有烟吗?请给我几支。廖鲁言部长默默地看着他,一句话也没说,从抽屉里拿出一包大中华,塞到他手中。 几天后他又回到团中央机关继续接受批斗,就交代我以后不要再买大中华,要买大前门香烟了。一开始是带锡纸的3毛1一包的精装版,后来就要我买不带锡纸的2毛9一包的简装版,最后就改成抽两毛一包的恒大牌香烟了。 9月30日上午,团中央革委会筹备小组又打来电话,说你们谁在家呀?我说,我在,他说你来接你爸回去吧。我说,太好了,是要放人了吗?他说,不是放人,因为马上到十一了,我们革命造反派也要放假休息呀,没人管走资派了,你接他回去吧,在家里待三天再送回来。 然后我就骑上自行车,在团中央门口看见他一个人走出来,快两个月了,我一看到他单薄瘦弱的身影,眼泪就止不住地往外涌,他走到跟前严厉地说:哭什么?这么没出息。我说:我也不知道,我也不想哭,可是……反正……语无伦次,干脆让眼泪流个够吧。然后就要了一辆人力三轮车接他回家,当时车费我记得是两毛五分钱。…

CulRev 文革:复杂的成因

2016.5.13 / 2024.10.09 | 宁馨 焦点对话:  文革专题之一: 文革成因, 并不简单的话题?  华盛顿 — 今年是文革发生五十周年。五十年前的5月16号,中共政治局发出的“五一六通知”,被认为是文革开始的标志。为此今天的焦点对话进行文革专题讨论,探讨一下: 中国官方文革史, 为何误区重重? 文革的受害者群体, 为何保持沉默? 文革阴影, 为何至今笼罩中国? 文革是二十世纪中国最重大,影响最深远的事件之一。但是直到今天,有关其成因仍然众说纷纭。政治制度说,历史传统说,权力斗争说,各有争论。不过,许多专家的共识是,中共高层的权力斗争,不仅是文革发生的导火索,也是贯穿文革始终的主线。毛泽东的政治野心是不是文革发生的最大原因?除了政治制度与中共高层,整个民族对于文革的发生有无值得反思之处? 参加讨论的四位嘉宾是: 中国民间学人,独立评论人士王康先生; 中共党史学者、《晚年周恩来》一书的作者高文谦先生;专栏作家,政治分析人士陈破空先生; 普林斯顿社会学博士,转型问题学者程晓农先生。 高文谦表示,毛发动文革,就是因为“大权旁落”,可以说,文革就是毛亲自发动和领导的一场夺权运动,打倒一切、全面内战,就是为了乱中夺权。夺权总要师出有名,文革秀才为此总结出“继续革命”的理论,来运动愚弄民众。文革十年是一部夺权和反夺权的历史,权力斗争贯穿整个文革的全过程,始终是一条主线,路线斗争为表,权力斗争为里,文革以打倒彭罗陆杨开始,以粉碎四人帮告终。所谓“理想主义”的说法,是经过文革秀才的包装,概括出所谓“继续革命”的理论”,为毛发动文革寻找说辞,运动愚弄民众,后来又成为中共官方为毛遮羞的依据,用“理想主义”来掩盖毛的文革罪责。 程晓农表示,关于文革发生的原因,用政治制度来解释,只触及表象,因为所有相同制度的共产党国家只有中国、苏联有文革,但苏联的文革仅限于文化领域,而且不是彻底否定西方文化,而中国的文革却把整个国家翻了个底朝上。用权力斗争来解释文革,只是强调了毛的手段,而模糊了毛的动机。我的看法是,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动机就是帝王心术支配下对自己的历史地位因大跃进失败而动摇感到恐惧,所以想消灭党内可能否定自己的任何势力,文革中的权力斗争和群众运动都是达到这个目的之手段。至于说毛泽东发动文革是为了理想主义,那是为了美化毛泽东文革意图的托词。所谓的毛泽东的理想主义,其实就是大跃进时期毛推行的共产主义乌托邦政策,即人民公社制度,一实验就一败涂地,导致3千万农民饿死,中国陷入极其严重的经济危机。毛的失败,说到底是共产党信奉的共产主义乌托邦理想的失败;文革时期毛泽东仍然试图再度复兴这种乌托邦,最后还是失败了。荒谬的理想祸国殃民,毛泽东执政28年,就栽在这上头。…

常德道 & 桂林道

21 Changde Dao is half a block east to Guilin Dao / Road in Tianjin, China. 天津市常德道和桂林路的交叉处 785:  孙女士,护士, 天津儿童医院院长范权的妻子, 家住天津市常德道 和桂林路的交叉处. 1966年8月下旬被红卫兵打死. 范权早年毕业于北京协和医学院.1965年, 范权下乡在蓟县“农…

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2024.9.18 中国共产党新闻 >> 资料中心 >> 历次党代会 >> 第九次(1969年4月1日至24日 北京) 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 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 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 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 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 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 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 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 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 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 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 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 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 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 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

抄家物资所见所闻

CulRev 抄家物资所见所闻——抄家后那些传世珍品都去哪了? |  阿拉老底子 2024-02-14 上海 打开尘封的记忆,寻觅往昔的岁月 Image 叙老底子事 忆老底子人 诉老底子情 Image Image 目 录 抄家物资所见所闻 文革时期的抄家照片 抄家物资所见所闻 马传德 前些日子我在微信朋友圈,看到朵云轩拍卖公司的承载先生发了九张图,我点开来仔细一看,发现是1969年7月11日的抄家物资清单,清单中列了199件文物,其中有唐寅、文征明、仇英、董其昌、苏澈等大家的字画,当时收购价是0.10元到150元不等。这些作品若是放在今天拍卖,都是价值百万、千万,甚至过亿的。 我看着这份清单,不由想起在文革中,我也曾亲身体会到抄家的经历。当时我父母居住在渔阳里,整条弄堂总共有36户人家,凡是属于资本家和小业主阶层的,都被抄过家。因为我父亲原来开过店,所以也被列入了抄家对象名单。当时我父亲被抄去的物资,主要是研究钱币的图书,以及有少量的字画,还有百余枚印章。我父亲喜爱的珍贵钱币实物,在抄家前,均已分别转移到几位亲戚朋友处,仅藏在屋顶上的吉林戊申库平一两等11枚金银币遗失之外,其他损失不多。 扫四旧时期,很多人跟我父亲一样将贵重物品转移,也有很多人选择把家里的贵重物品销毁。 Image 有一天我路过淮海中路陕西南路口,看到上海中国人民银行(现上海徐汇区中心医院)门口有很多人,他们排着队等着进银行,大多都是些老年人,他们将自己家的金戒指、金项链等金首饰,全部在银行兑换成人民币,我只看见银行的工作人员,他们将这些金银首饰上镶嵌的各类宝石,如翡翠、钻石等等,都用工具一一撬下来扔在旁边,因为银行只要金银,称重只算金银的重量,而宝石等虽然价值远远超过金银,但是银行不收。据说,当时街道、里弄里,常常在垃圾箱里,会发现被居民扔掉的各类金银首饰、黄金美钞,甚至还有古董字画。 我岳母有个要好的女性朋友,她是上海鼎鼎有名的纺织业大老板邓仲和的三姨太。文革抄家期间,作为大资本家,邓家是必抄的对象,邓家三姨太当时有十几颗钻石,她怕被抄走,所以就拿到我岳母家,让我岳母帮忙藏匿一下,后来担心会牵连我岳母,就让我岳母把这些钻石都扔到抽水马桶里冲走了。…

田小野: 与王友琴面对面

田小野: 与王友琴面对面 发表于 2021 年 06 月 23 日 由 siyu (一) 面对面,我俩上午坐着谈话,中饭端过来吃,吃饭还是面对面,下午接着坐接着谈,接着面对面。第二天王友琴要回美国了,离开前用这点空闲到我家。她赠送的四个茶杯垫儿,摆开是芝加哥大学的校训,厚智益生,王友琴是芝大的汉语教师。在我们这边儿,出本书好像是多么难的事儿,境外可不是这样。友琴说,咱们两个就可以注册出版社,300块钱包括一批书号,五分钟在ISBN完成全部注册手续。她的书《文革受难者:关于迫害、监禁与杀戮的寻访实录》开始的时候就是想自己注册出版社来着,正琢磨着给自个儿的出版社起个名儿还没想好,就有香港一家要给她出了。 王友琴人在美国,只能在网上建个《文革受难者纪念园》,把书的内容上传到网站,不久这个网站境内我们就打不开了,不过其中一些内容开始以单篇形式流传,我就是先在网上读到王友琴的,这次得到这本书才知她总共收录了659名文革受难者,大多不为人们所知,有被打死迫害死的,有自杀失踪的,都有姓名生卒年月,详略不一,关于卞校长有将近3万字,关于海默只有一句话。 亲历那段历史的有心人,或许都能举出未收入王友琴书里的一两个文革冤魂。我知道的陈笑雨就没被收进去,与老舍同一天,他在1966年8月24日投湖自尽,49岁,他担任过《人民日报》文艺部主任,我之所以知道他,因为在鼓楼东大街152号的《文艺报》宿舍是住同院的邻居,当时我是小学生,他还没调到《人民日报》。第二个是青年编辑朱学逵,1964年北大中文系毕业分配到中国作协《文艺报》,革命烈士出身,因为他在毛选上批注的心得体会用词失敬,1966年被对立面的造反派揪出,两年后运动进入清理阶级队伍阶段,1968年在一次作协机关对他的批斗会后,他从男厕所跳楼身亡。第三个是我家所在的和平街住宅小区的居委会主任王师秀(音),1938年入党的小脚老太,退休后发挥老革命余热投身街道工作,那时可是白尽义务没分文报酬,她在文革开始的时候被红卫兵打死。 看到过一本研究文革的书上有统计数字,文革时期非正常死亡人数在172万以上,王友琴的659不过是万分之一二三。特别她做的其实是件很难做的事情,时过境迁,不但知情人会有顾虑,而且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选择性记忆,更尴尬的是死难者的家属不愿意回忆和讲述。家住崇文区榄杆市的平民李文波在1966年血腥的8月被抄家的红卫兵乱棍打死,国家机器为了支持红卫兵小将的革命行动,判处已经死亡的李文波死刑,判处李文波无辜的妻子死刑立即执行(66中刑反字第345号)。这对夫妇留下了3个子女,王友琴费劲儿找到其中的一个儿子,电话打过去,儿子恳请她不要问他家的文革遭遇,说自己不愿被打扰!妻子有病孩子还小!所以王友琴的书中关于李文波的内容全都不是来自李的家人。 江苏省教育厅厅长吴天石和妻子李敬仪是全国最早被打死的教育工作者。1966年8月3日傍晚,南京师范学院的学生到家里去抓党委副书记李敬仪的时候连带他的丈夫吴天石一起抓走了,这对年过半百的夫妻都还穿着拖鞋就被架出家门,吴天石在“五一六通知”后被撤职,已是死老虎。他们在校园里的高台被斗争殴打,成瓶的墨汁浇在他们身上,有人把厕所里装脏纸的铁丝篓扣在李静仪头上。接着他们被拖出校园游街,李静仪已无法行走,在学校去往闹市的马路上,她生生被横着拖了一里路,浑身血迹斑斑,当日气绝身亡。吴天石则在昏迷两天后的8月5日死亡。他们的儿子这年15岁,姐姐告诉他,为避免成为共产党和革命的对立面,今后要说母亲死于高血压,父亲死于慢性肝炎,1975年他在军队加入共产党的时候,申请书上就是这样写的,24岁他已经知道了父亲的验尸报告有各种伤,身上仅骨折就有6处。之所以一直坚持这样说,他解释因为“有助于改善我的生活”。 但这件事毕竟发生在通往南京闹市区的马路上,发生在千百人围观的校园里,众目睽睽,因而它就不可能是秘而不宣的。相形之下更多文革受难的真相被包藏甚至被深深掩埋着,知情人或遇难者家属能够寻访到就很不容易,即使找到了,也往往会拒绝和躲避。王友琴约见的一位女士,父母和姐姐都被红卫兵打死,女士说,她的朋友和亲戚都极力劝说她不要见王友琴,不要与王友琴谈这些事。怕有麻烦,麻烦,会打扰原本归于平静的生活。 当然也有无法安于平静的,不久前我在朋友圈里看到默默发的微信说:“今天是5月16日,1968年的今天,在文革的第二年,我老爸被北影和电影学院的造反派毒打致死。46年了,我是不会忘记的。”……十五的月亮升上了天空哪,为什么旁边没有云彩?我等待着美丽的姑娘啊,你为什么还不跑过来啊?……写出如此情意绵绵美丽诗句的北京电影制片厂编剧张海默,就是默默的老爸。 (二) 主动联系王友琴的受难者亲属,少得几乎没有,于小红应该算一个例外。起初还是王友琴先发信给于小红的父亲于光远,问他前妻孙历生死难的准确时间,于光远没有回复而是传真给了在美国的于小红。与于光远的回避态度不同,于小红不但在网上写出了催人下泪的文章怀念母亲,而且不相信母亲是自杀,一心要追寻母亲死亡的真相。 于小红的母亲孙历生,一个有着明星脸庞和超凡气质的美丽女人,14岁加入中共地下党,23岁在党校学习时被划右派,比她大19岁的高干丈夫最终还是选择了离婚,两个孩子,于小红和于小康,放在姥姥家抚养。 1968年7月,孙历生34岁时被发现吊死在北京女三中一间废弃的厕所内,她在1961年就摘了右派帽子回到学校图书馆工作了,可在她死的前一天,革委会说要开大会重新给她戴上右派帽子。 作家王蒙是孙历生的小学同学,也是胡同里的邻居。王蒙的小说《蝴蝶》写了一个叫作海云的美丽的女人,原型就是孙历生,海云被划右派后顾及高干丈夫的政治前途,主动提出离婚。 现实生活里的父亲和母亲,究竟是谁提出的离婚?为了确切了解父母离婚的真相,小红姐妹踏破铁鞋,竟然从政府机构尘封的故纸堆里觅到了1958年的离婚文件,或许那时没有离婚证?这个具有法律效益的文件是人民法院民事调解书的格式。实际上“海云”并未主动提出离婚,孙历生是被申请人的一方,申请人是于光远。更重要的,这桩离婚案还包含有不为人知的更多隐情。中国1950年代的婚姻法规定,“女方在怀孕期间、分娩后一年内或中止妊娠后六个月内,男方不得提出离婚”,然而此时这个不幸的家庭正有第3个小生命孕育在母腹之中,孙历生是1957年底划为右派的,1958年的7月他们夫妻双双来到大兴法院离婚的时候,她身怀六甲挺着大肚子,肚子里的孩子已经7个多月了,执法人员竟然全都有目共睹视而不见?调解书也对这个孩子的存在一字未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