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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德华: 回忆父亲 2025.4.15 我跟我爸的互相交往，互相交流是非常非常少的，真正跟他有所接触，交往比较多的时候，恰恰是在文革当中他被打倒的时期。可以这么说，第一次初步认识他是在1966年的9月30日，那是我终生难忘的日子。 1966年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文章，学校开始停课闹革命。6月10日左右，受当时在北京主持工作的刘少奇，邓小平的指示，共青团系统的工作组，进入到北京市各个中学，指导中学的文化大革命的开展。 1966年7月29日在人民大会堂召开“北京市学习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大会”，下午三点开会，主席台上从左起依次坐着李雪峰、邓小平、周恩来、刘少奇。李雪峰主持会议，发言次序是邓、周、刘。刘少奇在会上讲：“你们问我：文化大革命怎么搞？我也不知道。我们是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 后来中央文革小组成员走上主席台。中央文革一点不给面子，顺势拿下话语权宣布：毛主席从来就没有派出过一个工作组，工作组镇压学生包庇坏蛋，犯了方向性路线性的错误，即日起从各个学校如数全部撤出，镇压学生绝没有好下场云云。“文革旗手”江青的火力更猛战斗力更强，歇斯底里地大叫：“革命不要保姆，工作组滚回去”。 图片 各中学已经打倒了学校党委，现在又撤走了工作组，红卫兵造反派们可是不得了了，无拘无束地到处批判、打倒所谓的走资派、修正主义分子、地富反坏右分子，到处抄家造反破四旧毁坏文物，逐步演化成血腥的红8月。 当时北京中学工作组撤销后，整个形势就非常紧张了，开始出现炮打团中央的大字报。那天我也骑着自行车，从清华大学一直骑到工人体育场去参加大会。大会前段是兰州大学造反派控诉省委书记裴孟飞、马继孔所谓镇压文革的“罪行”，最后一项是一位中央领导讲话，他当时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在中央书记处是负责工青妇的书记，在大会上他说：“我代表党中央宣布，团中央书记处三胡一王，停职反省。”三胡是指胡耀邦、胡克实、胡启立，一王是指王伟。 当时我脑袋嗡的一声，后面还讲什么，我也没听见了。宣布完后周边的小将们就拼命鼓掌，然后就散会了。散会的时候我们往外走，看到我们小学低我一个年级的一个同学，忘了叫什么名字，我问他，你是育英小学的吧？他说，对。我说，刚才那位副总理说什么来着，我没听清楚。他说，宣布团中央书记三胡一王停职反省呀。看来这是真的了，千真万确不会有假了。我生怕会出什么事，就赶紧骑车往家赶。 那天是8月13日，是红八月，就是所谓的红色恐怖时期非常非常乱，无法无天，没有秩序，没有安全，北京师大女附中的党总支书记副校长卞仲耘，就是8月5日被红卫兵刚刚打死，北京市大兴县还发生了屠杀几百名地富子女的血腥暴行。江青还在会上讲：“好人打坏人活该，好人打好人误会，坏人打好人光荣。”也就是说不管怎么打人都没有关系，都有道理，好担心呀！ 我记得到家就七点了，天都快黑了，我急急忙忙还没有到他房间，就看到有很多不认识的年轻人，我爸也在里面，从走廊里急急忙忙的往外走，我赶紧追上去说爸爸，爸爸你吃饭了没有？他也没有理我好像根本我就不存在，直直地默默从我身边走过去，周围的一大群人也没有一个搭话，太吓人了。怎么搞的，难道我这是在梦境中吗？ 图片 从那以后他就再也没回来，实际上是被关押起来了。那是1966年8月13日的晚上，他被关到团中央办公楼4楼，团中央书记处张超书记的办公室，张超书记在1968年“群众专政”的日子里，造反派逼迫他揭发我爸被凭空捏造的“罪行”，他血气方刚，怒不可遏，痛斥造反派的无耻谎言，最后悲壮自尽，以自己45岁的年轻生命，保护自己的同志，捍卫实事求是的信念，抗议黑白颠倒血腥无耻的文革。 在被称作右倾翻案风的1975年7月，我爸对张叔叔的儿子张陆平说；“张超同志在任何情况下，都没有乱说话，是一个非常正直的人”。我看到我爸的时候，实际上是被造反派革命小将们押走的历史现场。 从那以后就没有了消息，他已经被停职反省，从各方面陆续听到消息，我也到团中央机关看他被批斗、殴打、侮辱、示众，我心里在流血，所有大家能想到的殴打侮辱都在他身上实行了。那些日子，办公楼后面的空地上，每天每时都挤满了从全国各地来的红卫兵和造反派，所有人怀着各种各样复杂的心情参加和围观批斗现场，其中也有很多人，像鲁迅先生笔下的阿Q围观清政府杀害革命者那样幸灾乐祸，暴行给他们带来莫名的兴奋和快感。 八一八领袖在天安门城楼第一次接见百万红卫兵。看押他们的红卫兵认为都是因为这些走资派，错过了接受伟大领袖他们的红司令的神圣检阅，于是把一腔的邪火都发泄在他们身上，红卫兵们拿着军用皮带和能够找得到的凶器，像法西斯强盗般疯狂地殴打这些曾经在战场上叱咤风云，而现在没有任何反抗能力的人。 他很早就一直需要安眠药需要香烟，团中央每次都会通知家里准备好我们给他送过去。我记得当时一直都是在北京医院拿药，一种是速可眠，一种是巴比妥。在医院里医生司药每次看到处方上他的名字就喊：胡同志来了没有？胡同志……“来了，来了”，我三步并作两步跑到窗口，司药看看处方，又看看我问：你是来给胡同志来拿药的吗？我使劲点点头说：是的，我是他的儿子。司药双眼充满柔情和怜悯，脸上却不动声色，一本正经地说：拿好药，回去好好照顾病人身体，按剂量按时服药，听懂了没有？ 图片 我怎么能听不懂呢？我忍住泪水，只感觉一股暖流往上涌，他们始终不说出他的名字。我好感动，我再笨也能感受到医生司药们的良苦用心，享受着他们这片刻的宝贵的善良，同情和关爱、机智和无奈。即使在一片肃杀的疯狂恐怖的红8月，人间还是有真情在，他（她）们鼓舞着我勇敢地面对文革中绝望的惨淡人生，我永远感谢并永远不会忘记这些善良的不知姓名的好人。 文革前他一直是抽中华牌香烟，小学时我就经常带同学在他房间的纸篓里捡他抽过的香烟盒，叠三角摔三角拍三角。他被关起来以后的某一天，被红卫兵的野蛮私刑打坏了身体，被团中央筹委会的好心人送到北京医院。他病房的对门就住着当时农业部部长廖鲁言，他们都很熟。因为这一切来的太突然，仓促中就没有带烟，他忍着伤痛走到廖鲁言病房说：廖部长，有烟吗？请给我几支。廖鲁言部长默默地看着他，一句话也没说，从抽屉里拿出一包大中华，塞到他手中。 几天后他又回到团中央机关继续接受批斗，就交代我以后不要再买大中华，要买大前门香烟了。一开始是带锡纸的3毛1一包的精装版，后来就要我买不带锡纸的2毛9一包的简装版，最后就改成抽两毛一包的恒大牌香烟了。 9月30日上午，团中央革委会筹备小组又打来电话，说你们谁在家呀？我说，我在，他说你来接你爸回去吧。我说，太好了，是要放人了吗？他说，不是放人，因为马上到十一了，我们革命造反派也要放假休息呀，没人管走资派了，你接他回去吧，在家里待三天再送回来。 然后我就骑上自行车，在团中央门口看见他一个人走出来，快两个月了，我一看到他单薄瘦弱的身影，眼泪就止不住地往外涌，他走到跟前严厉地说：哭什么？这么没出息。我说：我也不知道，我也不想哭，可是……反正……语无伦次，干脆让眼泪流个够吧。然后就要了一辆人力三轮车接他回家，当时车费我记得是两毛五分钱。…